陳一諮：終生求索“中國向何處去”的一代奇才──悼念楊小凱

楊小凱教授紀念專號

小凱病逝後兩個小時，貫中兄告訴了我這個令人悲痛的消息。雖然早知道他已到了最後彌留的階段，但卻還是讓人難以接受這個事實。隨即與小娟通了電話，她悲痛而又平靜地說：我守了他一夜，直到早晨六點他還很清醒，一個小時後就走了。小凱臨走前說：“將和朋友們在天國相會”。

正像中國近代以來的仁人志士一樣，小凱一生始終圍繞著“中國向何處去”這個主題，思索著，拼搏著，奮鬥著。小凱從早年熱情鼓吹巴黎公社原則，到堅信市場經濟和憲政共和是人類擺脫奴役之路的通途，完成了他一生坎坷而成功的追求。小凱超人的眼光、正直的品格和淵博的學識，將會為繼續探索“中國向何處去”的人們提供難得的榜樣和借鑒。

也許是命運、理想和機緣，使我與小凱成為無話不說的莫逆之交，彼此相互珍惜，相互砥勵、相互告慰。

一、初交成莫逆

八 O 年底，何維淩來電話，興奮地說：老陳，快來我家，給你介紹一個難得的朋友。趕到維淩家時，客廳裏坐著一位雙目炯炯有神、文質彬彬的青年。他伸出手說：我叫楊小凱。維淩說：他就是楊曦光！呵，記憶回到了六七年二月，當時恰巧我剛到長沙，就看到滿街都是“長沙一中奪軍權戰鬥隊”貼的大標語，“湘江風雷大方向是正確的”，“省軍區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揪出黨內又一個最大的走資派周恩來”，“砸爛封建專制的官僚機器”，“巴黎公社原則是永存的”。聽說這些標語是由長沙一中高一學生楊曦光指揮張貼的。我去長沙一中拜訪，但卻未見到他。不久，我返京後也被“新北大公社”抓回北大，作為“現行反革命”批鬥而險些送命。六八年中，又看到了楊曦光寫的《中國向何處去》。

說來很有意思。小凱比維淩小四歲，因為六八年寫《中國向何處去》鼓吹巴黎公社原則坐了十年牢，剛考到社科院數量所讀研究生；維淩比我小四歲，六七年組織 << 共產青年學會》直批林彪、江青，年底也被捕入獄，後下放到北大鯉魚州幹校勞動，七八年初調回北大化學系，在徐光憲教授那裏搞分子結構研究；我則因六五年二月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三萬字的《對黨和政府工作的若干意見》批評共產黨不民主，十月受到批判，文革開始就被打成反革命，後下放農村，七八年底調到社科院農經所工作。

相似的命運與追求，使我們三人一下子成了相見恨晚、無話不說的朋友。這次竟一下聊了兩天兩夜，餓了吃速食麵，夜深了則砥足共眠。交談的主題雖然仍是“中國向何處去”，但個人的坎坷與民族的苦難已使我們從革命民主主義者轉變為自由民主主義者。三人的共識是：中國需要一場深刻的社會政治變革，走向世界主流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不同的是，維淩更主張從政治變革入手，而小凱和我則主張從經濟變革入手；我則更主張經濟變革從農村入手，農村變革從推行“包產到戶“入手。這次交談後，小凱欣然同意成為剛剛成立的“中國農村發展組” 的一員。

二、蘇州再懇談

因為過於勞累，八二年底我患了“疲勞綜合症”中晚期，醫生讓我必須全休，一下子就休息了二十個月。八三年初我到蘇州養病，春節剛過，維淩來電說，他要帶我女兒吳笙和小凱一起來看我。一見面，大家都很興奮。加之當時蘇州市委研究室黃炳福主任的關照，既使我們嘗到了各種蘇州美食，又給我們安排遊覽了當地名勝。我五歲小女不時的唱歌、跳舞，更給我們平添了無數的樂趣，三個人吃的高興，玩的高興，聊的高興。似乎成人以來，我還從沒有過過這麼輕鬆愉快的日子。十天後，我們依依惜別了。有意思的是，他們兩人都送給我一本自己寫的《經濟控制論》。

這次的深入懇談讓人永生難忘。我們討論了當時的局勢和今後的可能發展。小凱說，維淩向我介紹了你們搞的《中華振興百年設想》，我很贊成，但是不是太理想化了？我更喜歡《農村的曙光中國的希望》、《以農村為突破口實行分區立體開發的改革戰略》這樣的東西，既從實際中來，又有前瞻性。誰也沒想到，一個“包產到戶”，一下子讓中國活起來了！“農村組”真是功不可沒。下一步該怎麼辦？我說，“包產到戶”只是農村改革的第一步，農民有了積極性，但土地不是他們的，承包地又變動太快，所以現在農村流傳“一年蓋新房，二年娶新娘，三年吃喝玩樂走四方”的順口溜，農民要有不斷擴大再生產的動力，就要解決農民土地所有權的問題。小凱說，對！孟子說“無恆產者無恒心”，一定要“耕者有其田”，實行土地私有。我接著說，農村改革的發展，必然會推動商業供銷、銀行財稅、工業交通、科技文化、人事勞動以至黨政領導部門的改革，現在已經看到了這種趨勢。但我自己的知識結構恐怕適應不了這種變局。

他們臨走前，小凱和我說，我們給你三條建議，你在農村時讀了薩謬爾遜的《經濟學》，又作了許多調查，才使你能有所作為。但今後，你必須想想辦法，不斷派人出國取經，開闊眼界，扶植人才。一是到不同國家考察他們的成敗經驗，以為借鑒；二是培養和發現一批系統學習西方經濟學、政治學和法學的人才，這是第一條。第二，我們討論過，孫中山當年辛亥革命成功，得到海外華人和國際社會廣泛支持非常重要，我們願意在這方面作出努力，相互配合。第三，能否轉告趙紫陽，會見那些花瓶式人物禮儀上必要，但若會見像臺灣經濟起飛的五院士，如蔣碩傑、費景漢、鄒至莊這些人，可能對經濟發展、改革更有實效。

我說，你的建議非常中肯。你寫一封信給我，建議中央領導會見著名經濟學家，我替你轉達。一個月後，趙紫陽看到我轉過去的信，表示同意。後來，他先後會見了鄒至莊、弗裏德曼和費景漢等著名經濟學家。

三、建經濟學會

八四年十月，趙紫陽和我談，一讓我出任新組建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二讓我想辦法把分佈在中央、國務院各部門有志改革的中青年組織起來。小凱已於八三年被鄒至莊教授看中到普林斯頓大學讀博士了。我請維淩轉告他，擬成立一個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美國是否可以也搞一個？共同促進中國的改革開放。八五年初，維淩也到了美國。三月，維淩來電說，學會的事 , 美國的留學生很積極 , 小凱正在斡旋。五月，“北京青年經濟學會”成立，鮑彤任會長，我任常務副會長，理事近五百人。五月底，“中國留美經濟學會”成立，于大海擔任了第一屆會長，小凱任理事。七月，北京青年經濟學會聘請小凱和大海為“特邀理事”。

八六年十月，索羅斯與我在北京簽署了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支援中國改革開放的“中國改革開放基金會協議書”。促成基金會成立的維淩建議，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和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的名義，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基金會的第一個項目，請小凱回國講學考察。十二月中，小凱到京，在體改所、經濟學會進行了學術交流，又由我陪同去中南海總理辦公室拜會了北京青年經濟學會會長鮑彤，小凱與鮑彤談了一上午。事後，鮑彤稱讚小凱，“有頭腦，有見地，是個難得的人才”，小凱則向我和維淩說，“想不到趙紫陽身邊竟有這麼聰明、這麼明白的助手”，他問我，這次政治革前景如何？能否使反對派合法化？我說，你太異想天開了，絕對不可能，很多基本問題都難以解決，但會有所進步。我已請高級黨校、北大、人大組織全國近二百個專家，編一套《政治制度研究叢書》，分政治制度總論、政黨制度、政府制度、人事制度、法律制度和議會制度六大類，約四千萬字，以作為今後進一步改革的參考。 “六四後，這套書也被塵封了。

胡耀邦被迫辭職，反自由化開始。不久，鮑彤給我轉來一封信，請我儘快作出說明。信是這樣寫的：

力群同志：

據聞受美國中央情報局操縱的福特基金會支持的中國留美經濟學會，與我體改所（所長陳一諮）、北京青年經濟學會關係密切，企圖影響國務院最高決策，這個動向值得密切關注。

力群批示：請啟立同志閱。啟立批示：請紫陽同志閱。紫陽批示：請志文、鮑彤調查、瞭解、寫出報告。我立即請維淩找小凱，將中國留美經濟學會成立以來所有的資料收集一套，並將其與福特基金會的關係寫一個說明，儘快給我。二十天後，我收到了小凱轉來的一百多頁資料。

一周後，我給趙紫陽寫了一份十頁紙的報告，附件五十餘頁，包括：中國留美經濟學會為什麼成立，使館的支援與韓敘大使的題詞，學會的章程與財務管理規則，學會活動的內容，學會與福特基金會的關係，學會與體改所、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的關係，等等。鮑彤看了我寫的報告，搖著頭說：一個“據聞”就捕風捉影，顛倒黑白，無限上綱，真是惡習難改。結果這個無中生有的誣陷很快偃旗息鼓了。但是，接著又有人拿剛剛成立半年的“中國改革開放基金會”開刀了，在此不敘。

四、辦研究中心

“六四”後我被迫離開中國，九零年二月到了普林斯頓，四月與余英時教授發起組建了“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費景漢教授被推舉為董事長。研究中心志在組織一批關心中國前途的學者研究中國的經濟市場化與政治民主化。短短時間，即在全球十八個國家和地區發展了三百多名研究員。

十月的一天，李少民拿來一篇小凱的文章，題目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教訓》，詢問我是否可在即將創刊的《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論文》刊出。我看後告訴少民可在創刊號刊出。少民說小凱文章裏對體改所是有很多批評的，你能接受這些看法嗎？我說，小凱文章的立意和基本看法都是有道理的，有些提法可能因訊息不確或過於理想化，但不影響其價值。今後無論什麼觀點的文章 , 只要言之有理、論之有據就可以刊登。

文章刊出不久，時任澳州莫納什大學經濟系高級講師的小凱，給我來了一個很長的電話。小凱說，謝謝你同意在你們《論文》創刊號上刊出我的文章。少民說了你對我文章的看法。你我到底是有共同經歷的人，彼此容易理解。一個研究組織能有不同觀點的爭論才能興旺。看來你搞的研究中心有希望。我說：還記得十年前在維淩家的討論吧！十年過去了，人世滄桑，看來我們這輩子都得為解開“中國向何處去”這個命題繼續探索啊！他笑著說，這是一種無法逃避的宿命。我說，那你就當我們的研究員吧！他說，可以！就像參加農村組那樣當個週邊會員吧，這樣旁觀者清，繼續保持我獨立知識份子的特點。

九二年一月，小凱到普林斯頓看我。提起維淩去年六月墨西哥車禍身亡，年僅四十六歲，彼此都唏噓不已。小凱忽然感歎的說，奈何，神不護佑中華啊！說到研究中心急需務色一些優秀的政治學家和法學家，他也一時提不出好的人選，只是說他今後會把政治學研究和經濟學研究結合起來。談起他即將出版的《專業化與經濟組織》一書，小凱兩眼放出了異彩，他的 “超邊際分析”的確閃耀著令人振奮的新興經濟學的理論光輝。我向他深深地祝賀，差點兩人都喝醉了。

五、“壞資本主義”

九八年七月，我返國為母奔喪。回美後不久，九月小凱來看我。正逢小女吳笙剛從國內來美不久。小凱笑著說，八三年，我抱著你在蘇州玩的時候，你才五歲，一下十五年就過去了！小女不好意思地臉紅了起來。這次我們又暢快地談了五六個小時。交談中，我深為小凱高興，他不僅儼然一個經濟學大師，且對英國光榮革命與憲政民主的研究已頗有見地。

九八年十二月，研究中心召開《中國改革的政治前景》國際研討會，小凱作了一個《憲政民主與經濟發展》的報告，他指出： “如果政府的權利沒有可信的制衡，政府會追求一黨之私利而損害社會利益，造成苛捐雜稅、貪污和其他尋租行為。這種國家機會主義的間接後果，比直接後果更嚴重，因為政府的機會主義行為使社會大眾不再相信公認的遊戲規則，因而所有人的行為都變成非常機會主義，只要對己有利，即可以不顧社會的道德準則，而使社會成為一個偷搶橫行、機會主義和尋租行為盛行的社會。”他又指出“英國光榮革命創立的世界上第一個虛君憲政、議會民主制度使政府對公平的政治遊戲規則和法律制度的承諾成為可信，這種可信承諾對以後世界的變化有極其深遠的影響。中國應該從歷史的經驗中接受借鑒。”他的講話受到與會學者的一致歡迎。

會後，我們又在一起交談了很長時間。小凱說，幾年沒回國，看新聞感到很鼓舞，實地一考察，雖然經濟在快速發展，但也有讓人很失望、很擔心的地方。我問為什麼？他說，國內現在政治上一黨專制沒有太大改變，經濟上雖然非國有經濟發展很快，但寡頭壟斷很嚴重，各種壞資本主義的特徵已經都出現了。我們應該關注的是，中國現在南美壞資本主義的特徵都開始顯現，而北美、歐洲好資本主義的東西幾乎沒有，這麼下去會出大問題的。很多人在沾沾自喜地談後發優勢，執政者當然喜歡聽。可是模仿發達國家的技術，沒有合理的制度，是難以為繼的。如果我們冷靜考察一下，二戰前的德國和後來的蘇聯的教訓，應該不難吸取前車之鑒。我要唱個反調，講講中國的後發劣勢，起碼可以讓一部分人清醒：只有經濟改革和發展，沒有憲政共和作為保障，是不可能使中國躋入強國之林的。

九九年研究中心又組織了一個《國家制度建設研討會》，與會專家一致認為，一個現代化國家的建設好似建造一座摩天大廈，五個基礎要件缺一不可，即：比較公平合理、能被大多數人接受的經濟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社會政策和文化環境。若缺少一、兩個，大廈或許還可以維持，但若只有一個，強行施工就會坍塌。小凱又一次強調，從英國光榮革命以來各個走向現代化國家的歷史，其基本線索都是在確立私有產權和憲政民主的基礎上逐步發展的。中國現在僅從經濟角度看也是硬體上的快，軟體跟不上，遑論其他。沒有合理的制度保障，這種經濟發展的後果很可能變成一種最壞的資本主義。

小凱作為一個高中就入獄十年的青年，三十五歲才出國留學，短短二十年間不僅成為一個對經濟學有獨創性貢獻的大師級人物，而且畢其一生始終不遺餘力地追求著中國向何處去”這個大命題的破解。這是多麼地難能可貴啊！

六、“在天國相會”

九八年九月，小凱和我說，我將充分利用在哈佛這兩年的時間著重研究經濟發展與政治成長的關係。特別是英國光榮革命以後，私人產權與憲政共和的關係。我認為這對今後中國有重大意義。我非常讚賞他的想法。兩年內，我們通過許多電話，大多是夜裏十二點以後他打來的。聽他說，他每天工作十四個小時以上，週末也從不休息。他關於“國家機會主義”、“壞資本主義”、“後發劣勢”等一系列重要觀點，就是在這個時期讀了大量史書和文獻以後形成的。我既感佩又擔心，多次勸他勞逸結合，放長線釣大魚。他總是笑笑說，沒問題。

誰知天妒英才，可能是過分的執著與勞累給他種下了病根。零一年九月，他患上了肺癌。當他告訴我時，我一方面勸他要有信心治好，一方面請美國一位福建老中醫林一山給他寄去了專治癌症的藥。無獨有偶，零二年八月，我也患上了淋巴癌。電話中經常彼此告慰。小凱信教後病情確有好轉，他為了早日康復不僅游泳，還特別喜歡駕舟出海。當他不顧病情又回國去講學時，我勸他千萬不能勞累，也勸不住。小凱真是為了解開“中國向何處去”這個命題，耗盡了生命最後的全部能量。

果然，小凱的病復發後來勢兇猛，各種中西醫手段均已失效。今年三月初，小凱打來電話，聲音極其微弱地說，老陳，我怕是不行了。我說，你一定會好的，一要有信心，二要放下各種事情，使自己處於“靜空虛無”狀態，三要使自己每天產生的能量超過癌細胞生長的速度，這樣就會逐步好轉，我的病已經好轉。他說，聽說你絕食效果不錯，我也想絕食。我說，那是“辟穀”，不是絕食。有人指導才可以練。我請世界自愈力與念力研究院院長陳科文指導你。

三月中，小凱與小娟到了洛杉機，住在我小女吳笙家。近一個月時間，西醫中醫都束手無策了。給我治好淋巴癌的名中醫戴克剛告訴我，肺癌不難治，但小凱的癌症已全身擴散，耽誤了。這麼優秀的人才太可惜了。小凱這時不僅說話困難，還時而發燒。但他一直很平靜，因為他求仁得仁、心有依歸。小女說他時不時還露出慈愛而燦爛的微笑。小娟為了讓他走前和孩子們在一起，四月中又回到澳洲。五月中，小娟說小凱不行了，但人很平靜。六月中，國強告訴我，小凱快走了。我問小娟，她說小凱已經吃不進飯，藥也不吸收了，但仍然很平靜。我內心深深地感到痛惜，終日難眠。

小凱度過了他五十五年傳奇而又光輝的一生。中國經濟學家裏像小凱這樣作出世界性貢獻的人廖若晨星。而能將經濟發展與政治成長結合研究並發表出一系列真知灼見的人更屈指可數。最難能可貴的則是，他為了探索“中國向何處去”這個終生追尋的主題，把全部身心都撲上去的忘我精神，他耿直正派不阿權貴，他敢於直言不懼鬼神，他追求真理不圖名利。

小凱走前說，“將和朋友們在天國相會”。他相信他會和神在一起！可是和小凱相比，他的朋友中又有幾個人能和他在天國相會呢？想起他，我就自慚形穢。不過，小凱的榜樣為我們做出了示範。將來的一天，希望在天國的小凱還會像朋友一樣歡迎我們。

于紐約石溪居

2004 年 7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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