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凱 : “造反派” 公案未了，楊曦光，你不能走

楊小凱教授紀念專號

一

楊曦光，聽到你遠行不歸的消息，心中有說不出的悲痛。年輕時的潛意識是世界永恆，生命也永恆，完全不曾意識到任何生命都會有終止的那一天。直到“知命”將屆時，才陡然省悟世界確是永恆，但生命卻十分有限。中國大陸男性平均年齡 69 歲，美國男性平均年齡 74 歲。這就是無情的“限”。而你 56 歲就遠行別去，趙品路甚至還未及“知命”。天地萬物間，人的生命有時會是多麼的脆弱和短暫。

生命的有限提示人們須抓緊現有的時間去作需要作的事情。何謂“需要” ？各人有自己的理解。我的理解是，就社會範疇而言，除了一個經常性的事情 -- 為國家的民主轉型出一份微力外，就是為文革造反派正名。而這也就是我與你友誼的基礎。

1968 年春寒料峭之時，我在廣州看到你執筆寫的“中國向何處去？”，是廣州造反派組織打著批判的名義印發的。我看了無比欽佩和極感振奮。欽佩你有如此敏銳的思維和述說出來的勇氣，並由此激起堅持鬥爭的意志。我在廣州造反派內部說：巴黎公社運動是馬克思支持的。湖南“省無聯” 被中央點名是一回事，巴黎公社原則是正確的又是另一回事。為什麼我們不能為實現巴黎公社原則繼續奮鬥呢？

春寒料峭過後緊接著就是酷暑的血雨腥風。我們的“奮鬥” 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頭” 面前顯得實在是渺小不堪。六、七月間，兩廣造反派組織相繼被共產黨党軍和保守派組織（應予正名為保黨派或保權派）聯手血腥踏平。廣西造反派和四類分子被砍殺、槍決後拋入珠江的屍體順流沖下，擱淺於各處淺灘，有的則直達香港阜頭。

在這大瘋狂的烏風濁浪中，我惦記著你。湖南“省無聯” 的命運會比廣州紅旗派更糟。

你 -- 文革“極左派” ，後被再更名為“極右派” 的代表人物當局加給你的會是什麼呢？六八年夏季的大瘋狂後還有 1970 年“一打三反” 的大規模冷血處決。這麼多兇險關隘你挨得過去嗎？

七十年代未，中國浮現解凍生機，我在廣州創辦民主油印刊物《人民之聲》。就在這時，報紙上出現一則消息，“楊曦光刑滿出獄”。啊！楊曦光，親愛的朋友，你還在。我們雖然沒有見過面，但我早已把你視為那個時代的靈魂和象徵。你代表著我們這一代的理想和追求。我一直擔心你已被那狂風惡浪吞沒。你能僥倖熬過那個草菅人命的瘋狂年代，是一件多麼值得慶倖的事情啊！

楊曦光，你的才智也是出類拔萃的。你總是走在我們這一代人的前頭。就象當年我們還只會就事論事地揭露抨擊一些共產黨官僚揮霍享樂欺壓群眾時，你已能清晰地指出中國出現了一個“紅色資本家階級” 那樣，當高考恢復和成人高校興辦，我們方得以補十幾年前就該完成的大學課程時，你早已越過大學階段成為一名數理經濟研究人員。當我來到海外，只能以蹩腳的英語去謀取一份糊口的職業時，你已以純熟的英文寫出了深獲導師高度評價的博士論文。

後來，你又任教於美、澳的高等學府，人們對你的稱謂已變成楊小凱教授。可是我與你聯繫時仍然稱呼你楊曦光。是懷舊？是落伍？是陳腐執拗拒絕現實？應該都不是，那是什麼？是對你當年傑出事蹟牢嵌於心的記憶和發自肺腑的推崇，也是委婉地提醒你所身負的歷史責任。楊曦光這是個充滿著歷史內涵的名字，它與那個時代青年社會變革者的心跡和磨難緊相聯結。以這個名字署名的“中國向何處去” 是那個時代進步思想的最高結晶。我珍惜這個名字、尊重這個名字、敬愛這個名字。世界上經濟學教授成千上萬。華爾街上的經濟學博士多得可以用網來捕撈。可是，在多達八億的人群中，在那個躁動而迷信的年代裏，能石破天驚地指出“紅色資本家階級” 業已形成的人有多少？只有一個，那就是年僅十九歲的小青年楊曦光。

是的，我的提醒是多餘的。你在繼續堆高你的經濟學造詣時，絲毫沒有忘卻你的歷史責任。你在寫出《遞增收益和經濟組織》等經濟學專著時，也寫出了“為文革造反運動恢復名譽” 等文章。你敢於毫不含糊地宣稱自己是屬於那個時代的。你指出文革中反政治迫害的造反運動具有不可抹殺的正義性。你痛心中國民主浪潮的被割裂。文革造反派拒絕五七年的老右派；七九民主牆派排斥文革造反派；八九學運派又不接受七九民主派。你沉痛地指出，中國的民主能量總不能積累，每一次都要開頭重來。

為文革反政治迫害的造反運動正名是一件多麼艱難危險的事情。你發表在《中春》上的文章遭到數倍文字的圍攻。那是九十年代初，我正掙扎在維持生計的勞頓中。一天打兩份工，十四個鐘頭。雖疲憊不堪，還是寫了呼應你的文章。九十年代中，你出版了非同凡響的《牛鬼蛇神錄》。我看了感奮莫名。我想那些出於對歷史缺乏瞭解，或被中共偽文革史所蒙蔽的善良人們看了你這部著作後會有所省悟了。

後來你給我來信，請我替你《牛鬼蛇神錄》寫篇書評。我頗感意外，因為大凡寫書評者的學識及社會座標都應高於書的作者。而現在情形剛好相反，怎麼你會請我寫呢？我不方便問，但我私下推測是，那些更有資格寫書評的人們對文革造反運動的評判尚未轉過彎來。於是，我勉為其難地鋪開了紙筆。我細細地再讀，細細地思索。讀著讀著我鑽到書裏面去了。我回到了那個年代。那個光譜重疊善惡交織的年代；那個迷信和狂想同時盛行的年代；那個反抗者的呼喊淹沒在屠殺者槍聲中的年代。我震撼；我沉思；我時而拍案而起；時而淚水盈眶。我的筆無法收止，一節又一節，一章又一章，我把書評的題目定為“鮮血凝成的價值 -- 評楊曦光的牛鬼蛇神錄” 。反復修改寫成後已是九八年了，不下三萬字。這怎麼是慣常的書評呢？你亦在越洋長途電話中向我發出疑問：“你寫得這麼長，有哪家雜誌能夠出呀？”。是的，我都不好意思向胡平等《北春》諸友要求刊登我這篇書評。而象我這樣沒有知名度，沒有高學位的民運分子，除了《北春》，就幾乎沒有其他發表文章的途經。（近年多了個“黃花崗”）怎麼辦呢？有負你的託付，我心情十分忐忑。一拖幾年。後來我決定出一本文集。定名為《草根蟬鳴》。“鮮血凝成的價值” 收錄其中。這本文集於 03 年 11 月正式推出。我向你報告了此事。算是對你的託付作了個遲到的交代。

二、

大約是前年，我聽說你為病患所困，心裏十分不安。去信慰問，你的回復安詳豁達，我亦心安了許多。後來又在網上得知你病情得到控制，康復得很好，精力充沛，還能去講學演說，我更為你高興。當代醫學高度發達，對這種病已有不少醫療手段。只要不是太晚期發現，醫療效果還是相當樂觀的。我所認識的病人中就有五年以上的健在者。我相信你定會戰勝病患。然而，沒想到，噩耗竟突然傳來了。

你過早地離開給你周圍的人們留下無限的悲痛 . 太太失去了好丈夫；孩子失去了好父親；經濟學界失去了一位傑出的學者；朋友們失去了一位良師益友。在你的朋友圈中，我的沉重不知是不是會比其他人多了一重內容。那就是我一直期待著在為文革反政治迫害的造反運動正名的作業中，你來起中流砥柱的作用。這段時期你投入經濟學研究的精力是多一些，這很自然。我想，今後當你的時間周轉過來後，你會再度上陣的。然而，現在我的期待被噩耗徹底擊碎。

癌細胞，你這可惡的癌細胞，我與你不共戴天！

有的人見我們如此執著地要為文革反政治迫害造反運動正名，以為我們曾是那個時代的風雲人物，顯赫一時。其實，我們都沒有做過頭頭，更沒有在所謂的“新生紅色政權” 占一席之地。也正因為我們是生活在或瞭解到社會底層，使我們洞悉底層人民在那個特殊歷史時期的特殊反抗行為。現在這些反抗共產黨政治迫害的正義行動正被共產黨的御用歷史學家抹黑為動亂，誣衊為“暴民” 。但是，當這些搞“動亂” 的“暴民” 被共產黨定性為“反三紅” 的“反革命分子” 並予以嚴加鎮壓後，就不言而喻地說明了“動亂” 的“暴民” 恰恰是共產黨專制政權的正義反抗者。而那些文化革命中真正的暴民 -- 由共產黨幹部子弟所主導的血統論紅衛兵和工廠單位裏的保黨派骨幹分子，他們虐殺黑五類和反抗民眾的暴行卻得到共產黨的包庇、賞識。共產黨不但沒有責罰過這些文革中真正的暴民，反而在其後恢復共產黨正常統治秩序的時候，提拔他們，任用他們。這說明文化革命中真正的暴民正是共產黨暴政的基礎和支柱。

為文革反政治迫害造反運動正名從歷史角度來說是要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以真相，對之做出恰如其分的評價。從現實的角度來說就是要為反抗共產黨專制政治的行動冶煉合法性。現在，共產黨對民間的反抗動輒以文革動亂冠之，吆喝道；“你們又想搞文革動亂？” 如果我們毫不含糊地為文革反政治迫害造反運動正了名，那我們就可以乾脆地回答共產黨，我們就是要搞被你們稱之為文革動亂的反政治迫害運動，直至終結你們這個一直在實施政治迫害；一直在剝奪人民政治權利和人身權利的專制政權。

楊曦光，你走了，我感到空前的虛弱和孤單。戈貝爾效應已在中國文革研究中出現。在與已被共產黨鋪天蓋地的偽文革史所熏昏的知識界乃至民間的辯析中，沒有你的參與，力量將會是多麼單薄。造反派公案未了，楊曦光，你是不能走的啊！

可是，你還是走了，實實在在地走了。千里搭長棚，沒有不散的宴席。人生百歲，究有一終。人人都終要回歸自然，走入歷史，即使是權傾一時、顯赫無比的帝王也罷。可是，你畢竟走得太早了，“宴席” 散得太快了。悲傷和惋惜不由得塞滿了我的心間和胸膛。

然而，人生雖有限，人世卻無涯。歷史在延續，生命在代接，黑夜之後總還有白天。悲痛使人感傷，但擦去淚水後還須面對現實。楊曦光，為文革反政治迫害造反運動正名的工作我會堅持作下去。儘管我身單力薄、力不從心，但誓效精衛，願為蠶蠟。你說過，相信文革反政治迫害造反運動終將在歷史上恢復名譽。我確信你的預測一定會成為事實。

楊曦光，我神交三十六年但終未能見上一面的好朋友，我永遠尊崇你、懷念你！你永遠活在我的心中。願你安息！

劉國凱 2004 年 7 月 10 日淩晨 1 點 10 分於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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