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貫中：聳入雲霄的榜樣

楊小凱教授紀念專號
聳入雲霄的榜樣 —— 悼楊小凱
文貫中

【編者按】中國留美經濟學會前會長文貫中得到楊小凱去世的消息時已近午夜。他說，當時 “ 莫名的悲傷和不平 ” 絞纏於內心，以致自己思緒紛繁，全無睡意。

　　為排遣胸中的淤塞，文先生寫下這篇在懷念逝者的同時又對逝者的身後充滿了期待的祭文。

　　幾個月來，對小凱將不久人世的醫生診斷，雖覺得殘酷和無奈，但思想上是有所準備的。可是一旦他永遠離我們而去的消息被證實，還是覺得太突然、太難以接受。

　　我以極沉痛的心情給美國和中國的幾個朋友打了報憂電話之後，內心仍難以平靜，便將前些日子為紀念芝加哥大學恩師詹森教授去世而精心製作的 CD 放入機器。小號吹出的委婉、哀傷的樂聲輕輕地流了出來，回蕩於廳堂之間，似乎在讚美、在哀禱、在挽留。但樂聲漸漸地變得堅毅、向上，有沖入雲霄之勢，似乎在遠送小凱升向天國。

　　聽著聽著，我的眼淚不禁悄悄淌了下來，胸中的淤塞似乎得到疏通，變得平靜起來 —— 跌宕起伏的樂曲不正象徵著他自青年起便多災多難但始終自強不息，敗不餒、勝不驕，最後終於攀上學術高峰的一生嗎？

　　恍忽間，我仿佛看到他在雲端向我露出只有他才有的那種微笑。這種微笑既透著智慧、執著、沉毅，又帶著寬容、瀟灑和無以名狀的憂鬱。這是歷經艱險的世道，又嘗到輝煌的成功後才有的大徹大悟的笑容。只有進入智慧和精神的最高境界的人，才能從內心深處產生這種幾乎永恆的微笑。

　　這種笑容既是明朗的、燦爛的、透徹的、深邃的，又帶著因功成名就而感到的些微靦腆以及對世上放目望去仍無處不有的不平和痛苦而感到的遺憾和不安。

　　回想和小凱 20 多年的交往，既可用淡如白水的君子之交形容，又可用心有靈犀來概括。記得第一次見面，是在 20 世紀 80 年代初。美國經濟學家應邀在北京舉辦了一次講座，我因在會上幫助一名國內經濟學家與一名美國經濟學家溝通，引起他的注意。會下相互介紹後，兩人有相見恨晚的感覺。

　　我們這次交談，大部分時間都在交換對當時方興未艾的中國經濟改革的憧憬。基於對 10 年 “ 文革 ” 的反思，我們都堅信，只有市場經濟才是中國的出路。使我萬分驚奇的是，我眼前這位儒雅文弱的青年與我本來對他的想像完全相反，完全沒有一絲一毫的跡象顯示他是一名高幹子弟，相反，他顯得謙和、可親甚至有些木訥和靦腆。他提到自己利用獄中 10 年的時間刻苦自學數學的往事，引起我由衷的敬佩。我為偶然之間竟能交到如此傑出而有傳奇色彩的朋友而慶倖不已。

　　以後兩人又各分東西，再一次深談已是 1983 年末或 1984 年初。當時復旦大學派我在芝大作訪問學者，小凱則在鄒至莊教授的幫助下到了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他獲知我到紐約過聖誕的消息後，便邀我去普林斯頓小住。我們以興奮的心情暢?別情，交流對國內正如火如荼展開的經濟改革的各種看法，同時也更加意識到學好現代經濟學對中國的重要性。

　　我們還交流了各自學習現代經濟學的過程中面臨的問題。西方經濟學中無處不在的數學對他來說，似乎是小菜一碟，不在話下，然而英語卻成了他的心頭大病。他獲知我的家眷還在國內後，又拿出為思念他尚在國內的愛妻而作的古典詩與我共賞。字裏行間的真摯情感躍然紙上，使我感動不已，也加深了對他為人的瞭解。

　　和他相反，當時我面臨的問題則是數學。我當時已經萌生了攻讀博士的想法，但年齡和數學成了障礙。我因此十分猶豫不決，便和他商量對策。他看著我，滿臉誠懇地說： “ 不下定決心讀出博士學位，以後會終身後悔。我也面臨很多困難，年齡大了，英語單詞記不住，但我不會輕易放棄自己攻讀博士的決心。 ”

　　他勸我咬緊牙關，堅持下去，並給我開了一些數學書目，要我細讀。他的這番話給了我極大的鼓勵。我能想像以他的年齡克服語言障礙所需的勇氣和毅力。後來我拿下芝大經濟系博士的學位，雖有復旦和芝大的許多老師、同學以及親朋好友要感謝，但十分銘感在心的則是小凱身體力行的榜樣力量和他對我的及時指點。

　　小凱雖然忙於學業，但出於對中國改革事業的關心，仍抽出大量時間為改革事業獻計獻策，並是留美經濟學會的發起人和組織者之一。在每年的年會裏總能見到他消瘦的身影，並聽到他的種種高論。我漸漸發覺他從不回避當代中國面臨的許多尖銳問題，努力尋找能夠令自己和別人滿意的答案。他的有些觀點即使在學會內也引起很多爭論甚至誤解，並受到不公正的對待，但他從不輕易放棄自己的觀點，除非被證明是錯誤的。

　　他雖然對自己的觀點是堅持的，但他對爭論對手的人格卻永遠是尊重的。這是他為什麼和那麼多人發生爭論之後，仍能有如此多深深愛他和尊重他的朋友。我對他上下求索真理的執著、勇氣和誠實更是深懷敬意。

　　我特別想指出的是，他雖然數學好，但並未因此而鑽到數學的象牙塔里。小凱不回避經濟學的重大而棘手的課題。例如，亞當 · 斯密對分工和市場已有詳盡的論述，可是分工理論難於數學化，因而難以結合到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論或增長理論中去。是小凱及其同事、學生的不懈努力，將古典經濟學關於分工的重要性重新找回到現代經濟理論中來。他的傑出努力，正表明了他不僅僅是個精通數學的經濟學家，更是個對古典經濟學有著深刻而全面理解的經濟學大師。

　　如果我記憶沒錯，最後一次和他長談是兩年前的暑期。我正在北京度假。他當時在復旦講學。復旦為他安排進海軍醫院檢查和治療。我已得知他肺癌又有發展，很為他難過，所以便從北京試探性地給他打了電話。他詳細向我描繪自己身體的現狀，對復旦和海軍醫院的照顧似乎充滿感激，對未來則充滿信心。

　　他的語調仍那麼親切、平和，他那著名的微笑這時又極為生動地浮現在我的眼前。更使我吃驚的是，他向我詳細描繪了今後的各種打算，包括要繼續寫書、要去世界各處開會、要講學、要帶學生 …… 我為他旺盛的生命力和對生活無限的熱愛而感動，同時也暗暗心酸。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一邊回味他的談話，一邊默默禱告，希望他能順利實現自己的宏偉計畫。

　　今年年初在聖地牙哥召開的美國經濟年會上，遇到許多好友。我習慣性地向他們打聽是否有小凱的消息，因為內心總有一絲不安。往年這時，都已讀到他在聖誕前夕發給大家的賀詞，每次讀到他的賀詞，總是為他和他的一家沒有向病魔屈服而感到無比寬慰和敬佩。然而這次，他卻保持出奇而不祥的沉默。接下來有關他的消息越來越壞。終於，他超脫了病魔的長期糾纏，響應上帝的召喚，離我們遠去。他是一直走在我們面前的人，這次，他又遠遠走在我們面前了。

　　小凱幾乎在一切方面都是一個遠遠走在時代前列的人。這樣做是需要勇氣的，是需要大智大慧的，是需要對真理的執著追求的，也是必然要付出沉重代價的。也許一些人因此認為他和他的理論太超前，太不適用於中國，但我想指出的是，小凱不是個需要審時度勢的政治家，而是個不承認有任何理論禁區的學者，並以真理的徹底性為其追求的最終目標。

　　對他來說，理論就是要超前。如果理論不超前，而是跟在實踐之後姍姍而行，只能為實踐的成功大唱讚歌或為實踐的失敗尋找遁詞。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小凱為我們樹立了一個聳入雲霄的榜樣。他短暫的一生留下的遺產是豐富的、多彩多姿的，他接受寂寞，接受冷眼，坦然對待別人的不理解，繼續走著自己的路，直到回到他所深深信仰的天父的懷抱中去。

　　我堅信，隨著中國改革的進一步展開，人們對他的遺產的深邃意義以及他為此付出的巨大心血，會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和發自內心的讚賞。小凱是經濟學家的驕傲，是華人的楷模，是我們學會的良心，也是我個人的榜樣和益友。

　　我為小凱好友過早離我們而去深感惋惜，也期盼著中國早日展開雙手更無保留地歡迎他的理論遺產，並對他個人崇高的學術地位給予更多的尊重。

　　楊小凱 1948 年出生於吉林省敦化市，曾用名楊曦光，乳名小凱，曾任澳洲莫納殊大學經濟系講座教授、澳洲社會科學院院士、遞增報酬和經濟組織研究中心主任，論文見於《美國經濟評論》、《政治經濟學雜誌》、《發展經濟學雜誌》、《經濟行為與組織雜誌》等國際一流學報，已出版《專業化與經濟組織》、《經濟學原理》等多部中英文專著，所提出和研究的新興古典經濟學與超邊際分析方法和理論，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布坎南稱為當今最重要的經濟學研究成果。

1968 年 “ 文革 ” 剛開始不久，年僅 20 歲的楊小凱由於寫下《中國向何處去？》這篇文章而在牢獄中度過了整整 10 年時光。

　　在勞改之餘，他拜當時也關在牢裏的 20 幾位教授、工程師為師，學習數學、英語、材料力學和機械學，並反覆研讀《資本論》，發現了勞動價值論的三大缺陷，這成為他日後創立 “ 新興古典經濟學 ” 的靈感。

　　恢復高考後，楊小凱在湖南大學數學系旁聽了一年數學課，於 1980 年直接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研究所的研究生。 1982 年，他到武漢大學給研究生教授數理經濟學和經濟控制論。

　　經濟學家、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鄒至莊特別賞識楊小凱在計量經濟學經驗研究方面的天賦，並於 1983 年推薦他赴普林斯頓大學深造。 1988 年，他獲得博士學位後到澳洲莫納殊大學任教，未及一年便由講師升為高級講師， 1992 年又被聘為正教授。

　　楊小凱於 2004 年 7 月 7 日去世，終年 55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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