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改革和憲政轉軌 作者： 傑佛瑞 薩克斯 2002年 1、理解經濟轉軌 這種正式模型也太簡單而無法反映制度變化的複雜性。轉軌的核心是憲政規則的大規模改變（薩克斯和皮斯特Sachs
and Pistor, 1997）。經濟轉軌（即價格自由化和私有化）只是轉軌的一部分。 回答這一問題有三個困難。首先，憲政規則改變對經濟績效的長期效應與短期影響並不總是一致，不容易區分彼此。例如，在法國，憲政秩序形成始於法國大革命，持續了大約一個世紀。法國大革命對經濟的短期影響是災難性的。（Beik, 1970），然而，從舊制度到新憲政秩序漫長轉軌過程中出現的拿破崙法典和許多其他制度及政策對於法國的經濟發展具有正面的長期效應。這次轉軌連同英國、法國、其他歐洲大陸國家和美國之間的競爭，導致了西歐大陸經濟發展的跳躍，在19世紀的後半葉超過英國（Craft,1997）。美國獨立戰爭和美國南北戰爭的短期經濟影響也是相當負面的 ，但絕大多數歷史學家不會否認這兩次憲政轉軌顯著的正面長期經濟效應。 至少出於兩個原因，從舊體制到新憲政秩序的轉軌對經濟發展可能具有顯著的短期負面影響。首先，轉軌必須面對眾所周知的一個兩難衝突：用來保護所有人的權利的強有力的國家暴力和此暴力合法性之間的兩難衝突（Barzel,1997）。布坎南（Buchanan,1989）認為，產權從能夠有效地執行對盜竊的懲罰的員警部門的強有力（因而可信）和合法的暴力中產生。但這樣強有力的國家暴力通常傾向於侵犯而不是保護個人權利。因為這個兩難衝突，憲政規則的改變對於經濟發展的短期影響更可能是負面的。第二，建立起參與者對遊戲規則的信任要花很長時間。在轉軌期間，當遊戲規則的改變發生時，新規則的缺乏可信性會造成社會的無序，對經濟發展有負面影響。 回答上面問題的第二個困難與一個兩難衝突有關：漸進主義提供的平穩收買既得利益者的權力與相伴隨漸進主義的雙軌制制度化國家機會主義和腐敗之間的兩難衝突（Roland,2000, and Cheung(張五常)1996）。向一個公正、透明、穩定和確定的憲政規則轉軌與雙軌制不相容.雙軌制以任意決定的政府權力和不公正、不穩定、不確定、不透明的遊戲規則為特徵。前者要求政府對遊戲規則的可信承諾，而後者卻以政府對遊戲規則的承諾不可信為特徵。雙軌制也制度化下列安排：政府官員同時是規則的制定者、執行者、仲裁者和參與者。這與必須使它們分離的憲政原則不相容。（見4、5節），確定這種兩難衝突的有效折衷並不容易，這有效折衷也許因國而異。 如果經濟發展是這樣的一個過程：為了找到促進經濟發展的制度，許多國家在漫長的時間裏進行各種制度的社會試驗。一些國家碰巧實驗了有效率的制度，而另一些卻碰巧試驗了無效率的制度。對於前者，經濟轉軌將與制度的逐步演進相結合；但對於後者，無效率的制度，舊的遊戲規則和相關的傳統必須被廢棄，新的遊戲規則和新的傳統必須被建立和鞏固。這種轉軌需要通過主要參與者對放棄舊的遊戲規則建立可信的承諾。而這個過程很可能不是漸進的。 回答上面問題的第三個困難涉及到不同代人之間總貼現福利的比較。法國大革命加劇了法國大陸文化和英國普通法傳統之間的競爭。這可能增加制度試驗的多樣性，為人類社會的福利改善創造更多的機會。當然，如果這樣的利益存在，它由許多國家的年輕幾代人享受而以犧牲法國年老幾代人的利益為代價。相似地，美國獨立戰爭增加了盎格魯一薩克森傳統內制度和文化發展的多樣性，因而增加了年輕幾代的福利而以年老幾代的福利為代價。但我們經濟學家對如何在不同代人之間進行福利權衡沒有共識。 最後，憲政規則的轉軌通常涉及許多階段。分析轉軌的單一階段的全部影響，如果並非不可能，也非常困難。例如，法國大革命對法國的經濟發展有很大的負面直接衝擊。然而，它為向以拿破崙法典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為基礎的新憲政規則轉軌清掃了道路，轉軌對法國經濟發展具有長期正面效應。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早期，在缺乏市場和私有產權下毛澤東的行政分權試驗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個災難。但這對中國的中央計畫產生了大震盪，並為鄧小平的區域分權和其他市場取向的改革掃清了道路。默克（Mokyr,1990）認為，英法之間的競爭是法國大革命期間及其後法國制度的激進轉軌的一個重要推動力量。楊（Yang,1994）認為，中國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之間的競爭是1960和1970年代的中國，毛澤東對中央計畫體制進行大破壞的一個重要推動力量。因此，研究憲政轉軌的推動機制比研究憲政規則轉軌的許多階段之一的短期經濟影響更重要。 此文並不討論漸進改革和震盪療法誰優誰劣，這是因為二者並無法嚴格定義。有人會爭辯明治維新是一個成功的震盪療法，二戰後美軍佔領下為日本重寫憲法廢止天 皇實權及財閥體制是另一個成功的震 蕩療法。有人會爭辯中國目前的改革是成功的漸進改革，其他人會說文革已經通過大震盪在中國破壞了計畫體制，沒有這個震盪，漸進改革也不可能。還有人會爭辯，中國清末的洋務運動，伊朗的巴列維國王的改革，俄國的斯托雷平改革都 是不根本改變憲政體制而進行漸進經濟改革的失敗的例子。相反，此文注重於實證性問題：什麼是推動俄國和東歐進行與憲政改革並行的經濟改革的動力機制。例如俄國用計劃經濟模仿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潛力已耗盡，所以漸進改革沒有效，而中國開始改革時，這種模仿式的工業化潛力還很大，即在不改革的條件下，也可能重複1950年代蘇聯10%以上的高增長。又例如，東歐國家、日本、臺灣, 國家(地區)規模小，都是他們對外界壓力敏感、虛心學習制度、改革快而成功的原因。 此文也注重不改憲制規則的經濟改革的兩難衝突。這種改革(在發展市場時)保留了歧視性的特權制度，遊戲規則和價格因人而異 (雙軌制) ，因而可能導致制度化的“壞資本主義”( 即保留精英對政治壟斷條件下的自由市場) 。但其長處是可能有效贖買特權階級，減少上層對改革的阻力，儘管它可能增加下層的反彈(俄國革命、辛亥革命、伊朗伊斯蘭革命都是這類反彈的代表) 。此文特別強調，雙軌制、鄉鎮企業等都不是制度創新，前者是等級特權制面 對市場挑戰時的普遍現像，在歐洲歷史上屢見不鮮，而後者不過是清末官督商辦、官商合辦、官辦等落後制度的現代版。此文指出，改革並未創造出什麼優於好資本主義的新制度，而只是一個向好資本主義過渡的一個過程。此處好資本主義是指在沒有精英政治壟斷條件下的自由市場制度。 近來，許多承諾對策模型被用來解釋為什麼在短期內，在中國缺乏對憲政秩序的可信承諾機制下，雙軌制能夠運作（Qian,1999）。但使用承諾對策模型來正式描述諾思和溫格斯特 (North and Weingast，1989)關於為什麼對憲政秩序的可信承諾機制是長期經濟發展的根本條件的想法更重要得多。 這也許需要含有資訊問題的演進對策模型來解釋與制度變遷和憲政轉軌相結合的遊戲規則的內生演進。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這樣的模型。現有的演進對策模型只能解釋策略的演進，而不能解釋遊戲規則的演進。我們甚至不能預測通過刑法、司法系統和員警部門來懲罰盜竊的簡單遊戲規則的出現。也許，正式描述由巴澤爾（Barzel,1997）發展的國家經濟學和由布坎南（Buchanan,1989）發展的憲政經濟學的演進對策模型，能夠最終提供一些轉軌經濟分析的工具。但此前經濟轉軌的正式模型可能在政策制定中起著相當有限的作用。它們太簡單、太特定而不能接近現實的複雜大規模制度變遷。 因此，另一種不涉及正式模型的轉軌經濟學，迄今為止在政策制定中非常具有影響，這類研究包括以拉迪（Lardy,1998）為代表的對制度和政策變化及它們的經濟後果的非常注意細節的檔記錄，和以諾思（North,1997），諾思和溫格斯特（North and Weingast, 1989），錢和溫格斯特（Qian and Weingast，1997），薩克斯（Sachs, 1993），薩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 1999）為代表的對政策與歷史的描述性分析。 在這篇文章裏，我們將結合兩種方式研究轉軌經濟學。我們將用勞動分工網路的超邊際分析來研究經濟轉軌，在正式的模型太簡單而不能捕捉到制度演進的複雜性時，我們將這種超邊際分析與來自憲政經濟學、新經濟史學派和國家經濟學的洞見相結合來分析經濟轉軌問題。 2、3節討論怎樣運用收集在楊(Yang, 2003)裏的斯密模型來研究蘇聯式社會主義體制的特徵和經濟轉軌的推動機制。4、5節考察市場取向改革和憲政規則轉軌間的關係。 2、社會主義體制和勞動分工的演進 為了理解經濟轉軌，我們須把注意力放在以下問題：為什麼蘇聯式社會主義體制最終被曾經採納過它的大多數國家所拋棄？為什麼這樣一種體制在其最終被拋棄以前能夠生存、傳播，甚至取得短期令人矚目的經濟增長績效呢？第二個問題與下列問題相關：蘇聯式經濟體制的特徵是什麼？這一節我們將回答這三個問題，我們首先分析蘇聯式社會主義體制、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體制和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間的區別，然後用這個區別來解釋在中國、俄羅斯和東歐之間轉軌模式的差別。 蘭格、馮-米塞斯和哈耶克(Lange, von Mises, and Hayek)之間的論戰與第一個問題相關，馮-米塞斯（von Mises，1922）和哈耶克（Hayck,1944a）相信因為蘇聯式經濟體制在缺乏市場時不能獲得必要的資訊，它將無法運轉。他們聲稱制訂一個內在一致的計畫的成本高得不可行。蘭格和泰勒（Lange and Taylor, 1964）使用新古典全部均衡模型論證市場社會主義能夠解決經濟計畫的高不可及的計算成本問題。在市場社會主義下，允許有消費品市場，但所有企業和生產要素都是國家所有。中央計畫者命令全部國有企業的管理者最大化給定價格下的利潤並向他彙報利潤最大化的產量。然後中央計畫者根據過量需求調節市場價格，直至消費品市場出清。他們相信市場社會主義能夠比資本主義體制更有效地配置資源。哈耶克（Hayek,1988）和弗裏德曼（Friedman,1962）不同意。他們認為，中央計畫者沒有激勵調節價格來出清市場，國有企業的管理者在缺乏企業私人所有權情況下，沒有積極性將利潤最大化，相反，中央計畫者有全部理由保持正的過量需求，這能夠增加計畫者的權力並為他帶來大量有形無形的利益。 科爾奈（Kornai,1980）認為，如果預算約束是軟的，管理者有全部理由低估生產能力高估投入需求，因此在缺乏企業和要素私人所有權的情況下，價格不能傳達真實資訊。從而非均衡成了長期病，資源配置被扭曲了。 中國的一些經濟學家在1980年代發展了蘇聯式經濟體制的幾種理論。其中的一種被稱作所有權虛置理論。華生、張學軍和羅小朋（1988），易綱（1988），平新喬（1988）和孟慶國（1988）的幾篇論文幾乎同時提出所有權虛置理論。這種理論認為國有制故意在不同的機構之間分配同一財產之不同所有權部分。根據產權經濟學中所有權的定義，所有權由兩部分構成：排它的財產處置權和排它的財產獲益（正或負）權（見Furuboth and Peijovich，1974）。 在社會主義經濟裏，財產處置權分屬於計委、物價局、勞動局、政府各工業部和企業的管理者。計委對長期投資及相關的資源配置有決定權；物價局對物價有決定權，勞動局對人事安排有決定權，政府各工業部對中期投資和原材料及投入要素的配置有決定權；管理者對日常管理決策有決定權。所有權的另一部分，徵集收入或承擔損失的權利，在財政部和各工業部之間劃分，因此，沒有單個人或機構對任一國有財產有完全的所有權。中國人稱之為“沒有真正老闆的體制”或者“所有權虛置的體制”。有人論證說，在沒有產權結構任何實質性改變的情況下，這樣一種體制的任何分權和自由化的改革都會造成比它所解決的問題更多的問題。張維迎 (1986，1999) 提出了幾個有名的不可能定理：國有制條件下，真正的企業家不可能出現，政企分開不可能，預算約束硬化不可能，破產不可能有效地約束經理，以國有股為主導的公司化改革不可能解決經營者選擇問題。 這些文章中有一篇（孟慶國，1988）指出這個事實：如果沒有適當的私人產權，所有權的不同組成部分在分割的機構之間的這種分配是一個必要的罪惡。這樣一種制度安排模仿現代公司的控制系統，它是一種制衡機制。這種制衡系統與最高官員的重大特權，提供了一個有效的控制系統，以及管理這個系統的激勵。 張五常（Cheung, 1974）與史萊佛和韋斯尼（Shleifer and Vishny, 1992, 1993）發展了一種價格控制理論，這兩種理論與蘇聯式經濟體制有關。根據張五常的理論，價格控制能被用於創造租值，這是官方價格和市場均衡價格之間的差別。競爭租值將造成可能的社會混亂，直至租值被耗散為止。出於對社會穩定威脅的考慮，需要一種等級制的社會結構，它按照人的級別來分配租值。這種等級制被特權階層用來以社會的利益為代價牟取他們的利益。這種理論意味著，短缺是為了給等級制的社會秩序提供正當理由而故意造成的（也許在官員們的潛意識裏）。史萊佛和韋斯尼的社會主義下的普遍短缺理論，說明短缺是政府官員抽取壟斷租金的一種方法，因為它能用來掩蓋壟斷利潤，因而減少公眾對壟斷租金的不滿，是比直接的壟斷價格更好的一種方法。這兩種理論能用來證明蘭格的市場社會主義理論無效。根據張五常、史萊佛和韋斯尼的理論，在一個等級制的社會結構下，如果政府的目標是利用短缺為它的壟斷權提供正當理由的話，我們怎能指望它根據過量需求來調節價格呢？ 這場論戰得出了市場社會主義不能運作的結論 。匈牙利的市場社會主義試驗驗證了這個結論(Kornai,1986)。然而，這個結論沒有回答我們的第二個問題，在1930年代和1950年代蘇聯並沒採納市場社會主義，但它的中央計畫體制不僅倖存下來，在二戰後還傳播到了許多國家，它取得了1933至40年間年均8%和1948至58年間年均9.4%的增長率，這與改革時代中國的增長率同樣令人矚目 。為什麼馮米塞斯和哈耶克不能預見蘇式計劃經濟的短期成功，儘管他們正確地預見了蘇式體制長期的失敗。馮米塞斯、哈耶克、弗裏德曼、張五常及史萊佛的社會主義的分析沒有把注意力放在這個問題上。這個問題的答案與仍在進行的關於震盪療法和漸進主義的論戰相關。 薩克斯（Sachs,1996），薩克斯和胡 (Sachs and Woo, 1999) 和楊（Yang, 1994）給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答案。我們現在將概述這個答案。 如楊（Yang, 2003）裏的斯密模型所示，經濟發展是勞動分工演進的一個過程。特別地，黃和楊（Ng and Yang,1997, 見Sachs and Yang, 第15章）指出，在一個有限理性的世界裏，勞動分工的演進由社會通過試驗各種勞動分工模式所獲得的組織資訊和個人關於試驗模式的動態決策之間的交互作用所決定。由社會試驗帶來的資訊收益與試驗成本之間的兩難衝突，勞動分工的好處和交易費用的增加之間的兩難衝突，表明試驗和交易的效率越高，勞動分工的模式試驗得越多，通過市場獲得的組織資訊越多，既然社會只能逐步獲得有關勞動分工的有效模式的資訊，當人們缺乏組織資訊時，在試驗複雜的勞動分工模式之前先試驗那些簡單的勞動分工模式，這表明經濟發展是個從勞動分工的簡單模式到日益複雜的模式的逐步演進過程。 然而，如黃和楊（Ng and Yang, 1997 也見 Yang, 2003, 第15章）所示，如果發達國家通過逐步的社會試驗已經發現了勞動分工的有效模式，經濟發展的後來者能夠越過勞動分工的中間層次而模仿勞動分工的有效模式。在發達國家，資本主義制度有助於由市場試驗極其豐富的勞動分工模式。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創造的免費組織資訊為後來者的大推進工業化創造了機會，大推進工業化有可能由並沒有資本主義制度基礎設施的蘇聯式社會主義體制來實現，而資本主義制度基礎設施是發現有效的工業化模式的根本。在缺乏資本主義基礎制度時，通過模仿由資本主義制度創造的工業模式來大推進工業化這種可能性，是1930年代和1950年代蘇聯式社會主義國家能相對成功地工業化的理論基礎，由於忽略了這種可能性，哈耶克和馮米塞斯不能預見到20世紀中期蘇聯式經濟體制的倖存、傳播和令人矚目的增長績效。 為回答第一個問題，我們簡要地勾勒蘇聯式社會主義體制的特徵如下： （1）通過保持農產品對工業品的相對低價並控制所有企業，這種體制利用全部企業的國家所有權和中央計畫來獲得國有工業部門的高利潤。國有企業的高利潤被用來模仿高儲蓄率、高投資率和重工行業比輕工行業更高的增長率。這種工業發展模式由資本主義工業化過程所創造。依據史和楊（Shi and Yang, 1995 也見 Yang, 2003，第12章）的斯密模型，重工業的高增長率通過增加生產的迂回生產鏈條和生產資料行業的收入比重來實現，這是勞動分工演進的一個方面。 （2）企業的國家所有權和中央計畫體制被用來組織綜合性的工業投資規劃，這些規劃在對多種工業品的市場還不存在時，同時創立了許多非常專業化的工業企業，這種綜合性的國家投資規劃引發了勞動分工網路規模的大跳躍，這表明了高度專業化的工業行業種類的跳躍。這種綜合性的國家投資計畫在1930年代的蘇聯，是通過雇用許多來自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專家制訂的（Zaleski,1980）；在1950年代的中國，是在來自蘇聯和東歐的專家的援助下完成的。這種綜合性的國家投資規劃十分有效地利用了關於勞動分工的有效模式和勞動分工的產業網路效果的免費組織資訊。其特例就是1950年代中國的694個大型工程項目和蘇聯援建的156個關鍵工程項目的計畫，這個計畫在很短時間內，在許多高度專業化的企業間成功地創建了一個龐大的勞動分工網路，當時還沒有那些高度專業化的生產資料的市場（房，1984）。例如，作為156個關鍵工程項目之一，在東德的援助下，一個專業生產用於機床工業的人造金剛石的企業在鄭州建成，而當時對機床的需求還不足以支撐一個生產人造金剛石的大型專業企業 。 （3）中央計畫當局相當系統地模仿工業標準化，大批量生產，生產線，資本主義公司裏經理人、司庫和會計之間的制衡機制，泰勒科學管理(在中國被稱為定額管理)以及資本主義企業發展出來的其他組織模式和管理方法。通過同一財產的處置和收益權在各工業部、財政部、國家銀行、計委、物價局、物資局和其他機構之間的分配，政府建立起這些機構之間的制衡機制。中央計畫當局通過這種制衡機制對整個經濟建立起一個相當有效的控制機制。最高層政府和党的官員共同對計畫體制運轉的剩餘有索取權。因此他們有激勵運作這個體制來最大化剩餘。列寧認為，蘇聯中央計畫者應當把整個經濟組織成一個大公司。但在這種制度的頂層，沒有有效的制衡。政府和黨組織在成立公司上和在所有行業有壟斷權，與1688年在英國創立的具有自由結社（包括私人企業的自動登記制）和獨立司法系統的憲政秩序形成鮮明對照，那種憲政體制在政治舞臺的頂層建立了制衡。因而，蘇聯式社會主義體制為制度化的國家機會主義創造了很大空間。 （4）中央計畫當局在缺乏中間要素市場的情況下，使用一套物資平衡表和一個試錯調節的程式來使商品的供需平衡。這個體制能相當好的接近列昂惕夫（Leontief）的投入產出法所得出的結果 。然而，列昂惕夫投入產出法不能考慮不同投入之間的替代。它不能確定對消費品的最終需求，也不能提供使參與者顯示其私人資訊的有效激勵機制，羅蘭（Roland, 2000, 第一章）指出，通過中央計畫的動態試錯調節過程得到的均衡是無效率的 。 （5）然而，模仿資本主義成功的工業化模式和資本主義企業內部模式，是通過破壞產生工業化和組織的成功模式的資本主義制度基礎設施來實現的。這是第一次中央集權化的經濟制度的社會試驗。中央集權的社會試驗的先決條件是在設計制度安排的部門建立壟斷權，這是通過暴力革命、暴力侵犯私人產權和為數眾多的清洗運動中的紅色恐怖來實現的 。在設計制度安排的部門缺乏公平競爭意味著被選擇的制度安排不可能有效。蘇聯式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是由一個政府有意設計的第一種體制，而不是從自發的演進和參與者通過公平競爭與產權的自願交易的交互作用中出現的。哈耶克認為，有效的制度安排只能作為這樣公平競爭和自願交易的結果而出現。 薩克斯（Sachs, 1996）認為，模仿發達資本主義經濟的工業化模式的策略，在缺乏資本主義基本制度時，能夠產生短期令人矚目的增長績效。然而，當模仿的潛力已經耗盡，或者勞動分工的網路變得日益複雜的時候，這種策略的長期代價將超過它的短期利益，因為這種體制沒有自我制度創新能力及相關的制度基礎設施。 更一般的，當經濟發展的後來者試圖趕上發達國家時，它通常遵循著逆向的制度發展工程學。它首先試圖模仿工業化模式；接下來是經濟制度，諸如私人企業的組織結構；再下來是法律體制，諸如公司法；然後是政治體制，諸如代議制民主；它也許最終採納一些憲政規則，諸如權力的制衡及來自發達國家的意識形態和行為規範。諾思（North,1994），諾思和溫格斯特（North and Weingast, 1989）指出，在英國，經濟發展的最初過程是倒過來的，意識形態和道德準則決定憲政秩序，憲政秩序決定政治體制和法律體制，然後政治體制和法律體制產生一定的經濟績效。在國際政治舞臺上沒有一個支配一切的政治勢力的地緣政治環境裏，不同國家間經濟績效的差異將產生改變意識形態和憲政規則的壓力。諾思相信，意識形態和道德準則的變化比經濟結構的變化要慢得多。 應當注意到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體制本質上不同于蘇聯式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中國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之間的競爭在國際政治舞臺上創造了一種制度設計層次上的制衡。因此，毛澤東對中蘇競爭敏感的政治直覺，導致了他在其1956年“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中提出行政分權(毛，1977a）。這一政治競爭是中國和俄羅斯改革產生差別的大背景。 在1958至1961年的大躍進和1966至1970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以及文化大革命以後，一個有效的中央計畫體制在中國已不復存在。五年計劃和年度計畫實際上僅是一紙空文。1950年代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成功導致毛澤東錯誤地得出“成功歸於共產黨建立的社會主義體制的優越性”的結論。他不明白成功是基於蘇聯對資本主義經濟的模仿。因此，毛試圖創造他自己的共產主義制度，諸如人民公社和大食堂。同時，毛有一種強烈的反蘇情感，他倡導行政分權反對中央計畫，倡導每個企業、每個縣、每個省的自給自足而反對專業化和勞動分工，倡導群眾路線反對專家路線，倡導技術落後的小規模自給自足的社隊企業而反對技術先進的大規模國有企業，等等（見毛，1977b）這樣，一方面中國勞動分工演進減慢，中國農村仍停留在傳統的自給自足社會，另一方面它造成了在毛的中國協調機制的一個真空：既沒有中央計畫也沒有市場能夠協調在第一個五年計劃裏發展起來的勞動分工。這個真空在文革期間被准私人企業和集體企業填充，在1970年代被1984年後稱作鄉鎮企業（TVE）的社隊企業和分權的雙邊及多邊討價還價制度所填充。實施分權協議的定貨會議在毛的時代發展起來，在定貨會議上物物交換非常普遍，有時候短缺商品被用作商品貨幣 。 關於轉軌經濟的1996年世界銀行發展報告指出，儘管有1950和1960年代工業化的成果，改革開始時中國非常貧窮，很大程度是農業經濟，農業雇用了71%勞動力，並被課以重稅支援工業，社會保障網只提供給國有部門，占大約20%人口。落後的基礎設施和強調地方自給自足導致很低的區域專業化和眾多的中小型企業。整個經濟與蘇聯經濟相比，有少得多的中央計畫和管理。地方政府有更大的權力，並發展起相當大的管理能力，這一切為更加分權化的經濟做了準備。國有工業企業也得到補貼，但交叉補貼與蘇聯比並不普遍。因為農業部門被那麼嚴厲地控制，控制一旦解除，立即有所報償……就這樣，中國作為一個農業經濟，伴隨著比俄羅斯規模大得多的重新分配勞動力開始了大規模的轉軌。相比中國18%的勞動力在非農國有企業而言，在前蘇聯，85%以上的勞動力在非農國有企業（Sachs and Woo, 1999，表6）。從1985年起,在蘇聯體制下，可能前蘇聯勞動力的99%（包括在國有和集體農場的14%勞動力）被給予“鐵飯碗”（見Cook,1993對蘇聯工人保障的詳盡的文獻記錄)。在東歐經濟裏，極大部分工人也享受相似的保障。 據楊、王、威爾斯（Yang, Wang and Wills, 1992）所記載，直到1978年，中國農村仍是一個相當自給自足的社會。儘管通過模仿蘇聯的工業化模式，第一個五年計劃在中國城市發展了很高的勞動分工水平，1978年前中國農村商業化程度是0.3，這意味著中國農村能夠通過商業化或者通過中央計畫來發展高勞動分工水平，以一個低勞動分工水平發展一種商品化的市場體制容易些。但是在一個通過中央計畫發展起高勞動分工水平的經濟裏，發展私人產權和相關市場極其困難。由於低勞動分工水平，中國農村改革容易些，相反，由於通過中央計畫建立起來的高得多的勞動分工水平，在中國的城市改革更加困難（Byrd, 1983, 1988， Byrd and Tidrick, 1987）。然而，作為一個整體，中國改革比俄羅斯容易得多，因為在文革期間中央計畫體制癱瘓了。同時，毛的工業體制比蘇聯式社會主義體制更分散化和更頃向局部自給自足。 如果一個經濟通過中央集權的大推進工業化相當成功地發展起高勞動分工水平，那麼不利於長期經濟增長的中央計畫體制被包容進有利於長期經濟增長的高勞動分工水平。既然勞動分工的龐大複雜的投入產出網路由中央計畫體制協調，那麼把中央計畫逐步取消的過程與勞動分工龐大網路的協調失靈往往如影相隨。如果改革漸進發生的話，就會有一種使用中央計畫來協調高勞動分工水平的惰性，在蘇聯式經濟中把中央計畫協調機制從高勞動分工水平切除， 可能震盪療法是必要的。在這個過程中，由於一個龐大的高度相互依賴的勞動分工網路協調失敗的高風險，投入產出網路的癱瘓也許不可避免。換句話說，一個相當發達的中央計畫體制只能通過震盪療法取消。因為在從蘇聯式社會主義體制回到資本主義體制的整個轉軌期間，這種體制本身沒有發現有效的制度安排所必需的制度基礎設施。 在1958至1961年和1966至1970年期間中國經歷了震盪過程，那時中央計畫體制因毛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而癱瘓；在1971至1976年間也經歷了震盪過程，那時毛的行政分權政策盛行。毛的行政分權在中央、省、縣各級政府和公社之間劃分國有企業的所有權。相反，在蘇聯，全部國有企業有統一的所有權。鄧的區域分權通過制度化中央和省級政府間的財政關係而鞏固了毛的行政分權。來自稅收和國有企業利潤的政府收入依據一定的分配規則在中央和省級政府之間劃分。在鄧的區域分權的早期，固定數量的省政府收入上交給中央政府，在後期，固定比例的省政府收入上交給中央政府。一種中國式財政聯邦主義從這個演進過程中出現，它為1990年代中國改革提供了推動力量。在世界銀行的幫助下，這種財政聯邦主義把地方政府的稅收種類和徵收機構與中央政府的稅收種類和徵收機構分離開（Qian and Roland, 1998, Qian and Weingast, 1997, Li, Li and Zhang, 1998）。鄧的財政聯邦主義和俄國中央集權型的聯邦政府與地方政府間財政關係形成鮮明的對比（Zhuravskaya, 1998 和 Qian, 1999）。這部分地解釋了中國和俄羅斯改革績效的差別。 但是我們不應過高估計鄧的區域分權和財政聯邦主義對經濟發展的貢獻。首先，它割裂了市場並增進了地方國有企業的壟斷勢力（周，1999，何,1997,P206）換句話說，鄧的區域分權繼承了毛的行政分權壞的方面，因而阻礙了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拉迪（Lardy,1998a，P204）以汽車行業為例說明了這一點；其次，中國的財政聯邦主義與美國的財政聯邦主義之間的差別極大。從1954年開始生效的戶籍制度極大地限制了勞動力和人力資本的自由流動。儘管近來這一制度有了改革，在大城市允許沒有永久居住權的移民每年更換暫住證，中國的大城市從農村來的移民還比不上美國的綠卡移民的地位，在中國，移民必須比當地永久居民支付高得多的子女入學費和買房價格。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企業雇用沒有當地永久戶口的移民會被政府重罰 。最後，中國有非常中央集權的省政府首腦任命制度，中央政府定期在各省之間輪調官員以確保在地方利益與中央政府利益發生衝突時，他們對中央政府絕對忠誠。因此，當1989年後鄧出於政治原因故意保持一個弱中央政府時，財政聯邦主義更類似於美國的財政聯邦主義，但在後鄧時代，當朱熔基總理採取行動增加中央政府的權力時，財政體制變得遠離美國的財政聯邦主義。 進入改革時代時，中國仍有採取大推進工業化和模仿策略的很大餘地，在中國，傳統的自給自足行業的高收入比重表明在缺乏私人產權和市場條件下，仍然有模仿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勞動分工有效模式的空間，但是當蘇聯開始它的改革時，這種策略的潛力已經耗盡了。 但中國令人矚目的發展績效不僅僅是因為模仿老的資本主義工業化模式的潛力，日本、香港、臺灣、南韓和其他東亞國家豐富的社會試驗也為新模仿策略提供了空間。香港、臺灣和其他新興工業化資本主義經濟提供了勞動密集型出口工業化新模式的免費資訊，這種模式利用發達經濟和不發達經濟間人均真實收入的顯著差異，出口勞動密集型製成品換取資本密集型設備。來自臺灣和香港的華商帶來人力資本、企業家技能、制度知識和資本，這些對於中國模仿新的資本主義工業化模式極其重要。中國政府也有意識地學習臺灣和香港的經驗，例如，經濟特區無疑是臺灣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加工出口區和自由貿易區的直接仿效。這些特區顯著地減少了因關稅和其他貿易壁壘造成的交易費用。外國直接投資者的私人權利在特區內比在東道國的其他地區受到好得多的保護。依照楊的資本和勞動分工理論（Yang, 1999, 也見 Yang, 2003，第16章）以及楊和黃的間接定價理論（Yang and Ng, 1995, 也見 Yang, 2003,第8章），這表明外國企業家有強烈激勵通過創辦企業把他們的企業家技能間接賣給東道國。 但鄧的改革時代具有史達林和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的兩個基本特點：政治權力的一黨壟斷和國有企業的支配地位。根據拉迪（Lardy,1998）的文獻記錄，在改革時代，按照產出和雇工水平、雇工比重、收到金融資源的水平和比重，國有部門都在擴張。在最大的特區深圳，國有企業控制著經濟。但是，不同于蘇聯式的制度，中國的不同的政府機構及地方政府之間在經濟上有相當激烈的競爭。這種制度的特徵是制度化的國家機會主義和腐敗，經濟發展仍然是特權階層既得利益的人質。 中國的市場導向改革最重要特徵是缺乏憲政秩序和法治，這表明制度化的國家機會主義，統治階層的假公濟私和猖獗的腐敗。我們將在第5節分析缺乏憲政秩序的情況下市場導向改革的特徵。 總結一下，中國1980代和1990年代令人矚目的增長績效主要歸功於它落後的起始發展水平（即從災難的毛澤東時代恢復的性質）和模仿新的出口導向型工業化模式的新機會，鄧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毛的行政分權和國有企業與對臺灣和香港新發展模式模仿的一個混合體。 這個意義上，鄧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同于蘭格的市場社會主義，不同於在中央計畫和企業的統一國家所有權下模仿老的資本主義工業化模式的史達林的社會主義，也不同於不仿效任何資本主義經驗的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在模仿的潛力耗盡以後，中國的社會主義新模式也許會失敗，正如在1930和1950年代對老的資本主義工業化成功的模仿之後，蘇聯式社會主義於本世紀末失敗一樣。 對中國和俄羅斯改革的起始條件和推動力量的誤解造成了關於中國和俄羅斯改革之間比較的許多誤導觀點。 首先一些中國專家對中國發展績效過高估計，薩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 1999）指出，中國的增長績效並不比其他東亞經濟增長績效好，事實上，在過去的三十年，基於勞動密集型製成品迅速出口增長策略，東亞每個市場經濟都非常迅速地增長，1986至1994年間，按購買力平價調整後，中國年度人均GDP增長率在5.6至6.8%之間，其他東亞國家在1965至1990年更長的時間也表現出同樣甚至更高的按購買力平價調整後的年度人均GDP增長率，包括：香港，5.8；韓國，7.4；新加坡7.4；臺灣，6.3；印尼，4.7；馬來西亞，4.5；泰國，4.6。另外，在中國和新興工業化經濟，如臺灣之間，人均真實收入差距仍在加大。中國的官方統計也高估真實增長率。拉迪（Lardy,1998）指出，官方資料至少高估增長率1至2%。一些中國學者，例如羅紹（《經濟學消息報》1999年5月15日，1版）認為，官方資料高估增長率2至3%。拉迪（Lardy,1998）也提供了中國政府故意隱瞞關於國有銀行壞帳和國有企業財務狀況資訊的證據。 美國之音記者楊明2002年10月20日報導 國際著名信用評級機構標準普爾估計，中國國有銀行的壞帳大約在5180億美元，占中國今年國內生產總值43%。相比之下，美國10多年前扶植儲蓄和信貸行業困境的紓困計畫，總額只有1600億美元，僅占當時美國GDP的3%。只有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時，印尼的銀行壞帳的程度跟中國目前的情況大體接近。美國智囊機構布魯金斯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拉迪在評價中國國有銀行大量壞帳的問題時指出，中國和金融危機之間缺少的只是“一根導火線”。 中國的發展績效大大低於官方資料所顯示情況。沃爾夫（Wolf,1998,P17）證明，即便中國的增長率比日本、臺灣、南韓、美國和德國高得多，因為1979年中國相當低的人均收入絕對水平，2015年前中國與這些國家人均收入的差距仍在增大。因此，人均收入的絕對差距與增長率的差別相比，我們必須給予前者更多的關注。 一些經濟學家論證說，中國短期令人矚目的增長績效表明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對成功的轉軌不是必要的，這等價於如下錯誤論斷：“1930年代蘇聯短期令人矚目的增長績效將確保蘇聯社會主義體制長期成功”。其他經濟學家（Qian,1999）把中國的財政聯邦主義看作是令人矚目的增長績效的主要解釋，這也許不令人非常信服。既然後共產主義東歐作為一個整體比中國的共產黨中央集權政府體制更接近於財政聯邦主義，東歐制度試驗的多樣性一定比中國不同省區制度試驗的多樣性大得多，如果財政聯邦主義是轉軌績效差異的最重要決定因素的話，那麼應該有更好轉軌績效的是東歐而不是中國。根據我們前面討論的，不同的起始條件，不同的發展階段、模仿空間，以及不精確的中國官方資料解釋了轉軌績效的差別。 經濟轉軌是憲政規則轉軌的一部分，轉軌的速度和時間由它的推動機制所決定。因此，下一節將集中在憲政轉軌的推動機制上。 3、轉軌的推動機制 許多歷史學家同意這個觀點：在西歐，試驗各種制度，擴散、模仿、轉軌到成功的制度的一個重大推動力量是西歐的政治不統一。（Yang, 2003,第1章），這表明因為較多的國家大小相近，所以在西歐沒有能左右其他國家的非常大國。許多小國政府間的激烈競爭有利於更有能力政府的出現。這能夠解釋為什麼龐大的內陸國家，諸如俄羅斯和中國，接受競爭性的制度比其他國家要慢。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小的島國，如英國、日本和臺灣，能夠更迅速地接受競爭性的制度。 西歐的文藝復興在鞏固西歐分權政治結構上有著深刻而複雜的影響。在意識形態的層次上，人類和生活本身的價值被放到了復興了的哲學思索的中心位置。在經濟層次上，在文藝復興的義大利，競爭的城市國家的興起，與隨之而來的銀行業、合同法、運輸法、擔保交易的市場制度一起，激發起國際貿易的需要。由馬基雅維裏（Machiavelli）的《君主論》圓滿完成的政治上的思考，探討了君主在與其他國家競爭中使國家強大的方式，包括國家在促進經濟繁榮中的角色。 整個歐洲史上，經濟和政治生活的創新在一個地區發生，在它們被覺察或證明了有優勢的基礎上，或者通過征服、殖民化、帝國統治，模仿而傳播到其他地區。新的歐洲思想和制度傳播進俄羅斯和中國的巨大的內陸地區在很大程度上會更加困難。制度創新傳播進諸如中國、印度和俄羅斯這樣的大陸、大的封閉社會，比起傳播進那些依賴國際貿易、國際聯盟和及時地採納來自海外的最佳實踐而生存的小的開放社會，要不成功得多。如果小的實體不是簡單地被大勢力吞掉的話，也許在經濟改革中，小就是美 。無論如何，俄羅斯、中國和印度有過世界上所有傳統社會接受來自海外的新政治和經濟制度的最困難時刻，即使當時那些制度具有非常顯著的成功記錄，這也許並不意外。 薩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 1999）和羅蘭（Roland, 2000）提供了小的轉軌經濟在管理轉軌方面有更大的國家能力的證據，它們比規模大的轉軌國家更快地獲得制度知識，能夠更好的管理迅速的轉軌（Sachs and Woo, 1999, P14）。1989年在越南一個相當成功的東歐式振盪療法改革也部分歸功於這個國家規模之小。 東歐的後共產主義國家和亞洲當前的轉軌經濟，為從社會主義體制到資本主義體制轉軌提供了轉軌試驗中的國家和文化的充分大的多樣性，人類社會還從沒有過如此豐富的此類轉軌的制度試驗經驗。在許多國家同時進行選擇各種轉軌模式和速度的試驗，可以提供迅速獲取有關轉軌的制度知識的機會。 許多經濟學家也許論證說，不同的發展中國家特定的歷史和文化傳統可能導致不同的轉軌路徑。要求所有國家遵循同一轉軌路徑可能被指責為過時的帝國主義心態和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西方傳統觀點。許多國家的發展經驗看來拒絕了這個指責。一些國家，如蘇聯和1949至1979年的中國，試圖模仿資本主義工業化而不要資本主義的法律體系和產權結構，結果失敗了。其他國家，如臺灣和南韓，在1980年代末以前試圖模仿資本主義法律體制和產權結構而不要民主政治體制，在1980年代末他們意識到這樣行不通，最終開始實施向憲政民主的轉軌。日本從英國和德國模仿了全部的資本主義法律、政治和經濟制度，但保留了天皇的特權和財閥制度。在缺乏對天皇權力制衡的情況下，它取得了非常成功的經濟發展。接下來它參加了二戰，侵略中國和其他國家，給日本人、中國人和其他亞洲人帶來災難。即使在美國軍隊佔領下振盪療法轉軌之後，日本仍然保留了某些關於政府和企業間關係的壞資本主義行為準則。這在1990年代日本的金融危機裏製造了麻煩。最近Acemoglu，Iohnson和Robinson (2002) 和North，Slimmerhill，和Weingast(2002) 用西歐與東歐、南歐的比較及南美北美的比較及經驗證據支持以上看法。按他們的經驗證據，工業革命在英國和荷蘭而不是在西班牙先發生，正是因為前者先實現了憲政共和，而後者儘管有更多的殖民地和大西洋貿易提供的機會，卻因專制制度而失去了工業化的機會。南美也因為政治精英的壟斷而比自由共和制的北美在經濟上大大落後。有人認為印度是民主制度不足以產生成功經濟發展的反例。我們不能接受這一觀點。即使經濟起始條件沒有中國好，印度在二戰後由於民主制度而沒有出現1959-1961發生在中國的世界上最大的饑荒(餓死至少3千萬人) 。按Sen (1981) 的理論，這種大規模饑荒不是由糧食短缺本身引起的，而是由專制的政治制度導致。從這點而言，印度的經濟發展比1949年以後的中國成功。若考慮到Sen的觀點，“自由有其本身的經濟發展價值”，這一結論就會更加明顯。另外，印度二戰後經濟發展績效差強人意，是因為二戰後它學習蘇聯的計劃經濟制度和國有制，搞了很多國家操控的經濟發展和產業政策，而不是因為印度的民主制度。 所有這些經驗表明，存在一個制度核心，它是長期成功的經濟發展的根本。因此，轉軌是後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與全球資本主義制度趨同的過程，而不是創造一個本質上不同於資本主義的制度創新過程（Sachs and Woo, 1999）。羅蘭（Roland, 2000, PP125至 136, 315至324)綜述了東歐和俄羅斯極其豐富的迅速私有化制度試驗，下面我們簡單概述這些綜述。 在波蘭，有人提出了一種讓分散所有權的外部人、共同基金和銀行參與的私有化模式，但被國有企業的內部人阻撓了四年。相似的方案在捷克被接受。羅蘭用兩國不同的起始條件來解釋差別。捷克斯洛伐克沒有經濟改革的以往記錄，因此沒有工會，國家對企業的控制沒有削弱。差不多平衡的初始宏觀經濟狀況顯示出來軟預算約束的問題不象波蘭那樣極度盛行。 俄羅斯大規模私有化方案的設計者從波蘭的失敗得出了一個教訓，在俄羅斯選擇了無賞給內部人（國有企業的管理者和工人）的私有化模式。這兩種模式通過減少在位管理者的抵制而增強了事前的可接受性。當人們通過代金券方案成功地接受了股份，捷克的私有化方案也獲得了事後的政治支持。 臺灣和東德採取了國有企業從上至下出售給外部人的作法（Lau and Song，1992和 Roland, 2000）這種政策也沒有所有權轉移和外部基金供應的互相脫節的特徵。臺灣採取了所有重要的自由化改革之後進行私有化的程式。在那裏，轉軌更多地與新的私人企業的發展相結合，而更少與現有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相結合。一般來說，在這兩個國家，這種從上至下出售的方式證明是非常緩慢和不方便。 波蘭和匈牙利採用了從下至上出售給外部人的私有化模式，這並不意味著企業以逐步的方式出售。私有化最常見的形式是從下至上方式由幾個潛在的買主之一，內部人或外部人，表示出對買一個企業有興趣。出售給國內買者的方式多數採取以非現金投標銷售形式，諸如租賃、局部購買、分期付款、簽訂債務合同，分期付款的購買，等等。 這些試驗表明，為了獲得企業與管理者之間有效的匹配，替換掉不稱職的管理者，無賞給外部人的私有化方式原則上比無賞給內部人的私有化好。然而，如果私有化導致分散的外部所有權的話，這一論斷不一定正確。這歸因於眾所周知的與分散的所有權相關的搭便車問題，小股東沒有足夠的激勵承擔集體行動的成本，但卻從它的結果中得利，因此分散的所有權就導致了對在位管理者的不充分監督。然而，這種有效的私有化模式也許遭到來自內部人的抵制，這表明了很低的事前政治可接受性。 4、與憲政規則的轉軌相結合的改革 有兩種轉軌模式，一種是東歐和俄羅斯採用的，在這種模式裏，市場取向改革只是憲政規則轉軌的一小部分。另一種是中國和越南採用的，在這種模式裏，市場取向的改革是在共產黨的遊戲規則下實施的（即共產黨壟斷政治權力）。在這一節裏我們首先考慮前一種轉軌模式。 近來，一些經濟學家，如錢（Qian,1999）論證說，中國成功的漸進式和雙軌制轉軌對於向憲政秩序轉軌是經濟改革的根本這一傳統看法提出挑戰，拉迪（Lardy,1998），薩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 1999）不同意。他們認為斷言中國改革會成功為時過早，在我們看來，許多國家已有的制度試驗的極大多樣性足以保持對傳統看法的信念。中國的經驗不足以提供改變這一信念的資訊。例如，歐洲和美國有比中國的財政聯邦主義所能提供的制度知識多得多的有關財政聯邦主義的制度知識。歐洲和美國有比中國的地方政府所有和集體所有企業的試驗所能提供的制度知識多得多有關合作所有企業的制度知識，因為在歐洲和美國自由企業制度下，制度試驗的多樣性比在共產黨的中國大得多。因此，東歐和俄羅斯一旦重獲自由，它們就決定向憲政秩序的西方模式轉軌。但憲政秩序的轉軌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我們將把俄羅斯作為憲政規則轉軌和市場取向改革同步模式的一個例子，下節我們將考慮中國在缺乏憲政秩序的情況下進行的市場取向改革。 例1：俄羅斯的憲政轉軌 薩克斯和皮斯特（Sachs and Pistor, 1997, P3-5）指出，在俄羅斯缺乏法治傳統，在1992年1月到1993年10月的轉軌第一階段裏，改革是在舊的共產黨政權下實施的，在這個期間，由三個重要支柱：價格和貿易自由化、穩定化、私有化構成的經濟改革開始進行。從一開始，所有這些措施依然不完備，甚至它們的一些在此期間失敗了，改革受阻與缺乏憲政秩序相關聯：政府常常缺乏政治和憲政的手段來實施改革，尤其面對著來自蘇 聯時代最高蘇維埃根深蒂固的反對，同等重要的是，政府缺乏對它自身行為的憲政約束，以至於許多改革的機會被官員的濫用職權和腐敗破壞掉了。 例如，穩定化的失敗，能直接追溯到俄羅斯中央銀行的行為；它發行了巨大的通貨膨脹信貸，信貸的激增主要在蘇聯聯邦銀行的首腦，在1992年6月被任命為中央銀行主席之後發生的。1992年到1993年間，俄羅斯中央銀行以通過強加在全社會的通貨膨脹稅提供資金轉移的方式。把國民收入的巨大比重（也許有1992年GDP的40%和1993年GDP的20%)轉移到關鍵壓力集團、政府和銀行的政治寵兒以及首腦官員的各個密友手中。銀行的帳目無法審計，無法追查的資金大量流失。 產生改革過程的所有這些扭曲的共同因素是政府決策和行政缺乏法治。程式是因人因事而異，不透明的，時常是腐敗的。公民社會太軟弱而不能給予重要的制衡壓力，因此大多數濫用權力的事件未受制止。制定決策不是被普適的一般法律規範所指導，而是迎合特定的企業和壓力集團的特別需要。 第一階段經歷了把這個國家帶到內戰邊緣的政治權力鬥爭的爆發。第二階段，從1993年10月直到目前，經歷了在第一階段獲利最多的那些人的政治和經濟勢力的鞏固。這種鞏固伴隨著如果不總是正式法律也是更有條理規則的治理，國家杜馬在新規則下運作，選舉按計劃如期在1995年12月進行，另外，總統選舉按計劃在葉利欽的5年任期後舉行。同時，許多深層次的憲政問題仍然存在，政府和總統機構的不同部門之間爭奪行政權的鬥爭以一種新的，雖然少了戲劇性偽裝的方式繼續進行。1992年以後，總統機構成了憲政約束和公眾監督之外的極大部分。 在俄羅斯，法治是否已經取得權威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尊重法治的國家通常具有以下特徵：他們將政府權力在分離的部門之間分配，牢固確立憲法屏障後面的公民權利（特別地，正當的法律程式和法律的平等保護）；通過公平選舉提供政治權力的有序轉移（Sachs and Pistor，1997）把主權置於預設的法律約束之下，這影響國家公法和私法的發展。在這種約束下，任意的國家干預被最小化，作為一個調節者、稅收管理人或者強制合同執行者的國家行為，變得公正並可預見。 改革司法制度，培訓和（或）替換它的職員，用新法律代替現有法律都需要時間。儘管如此，更重要的是，是否對法治有明確的承諾。這樣一個承諾的指標包括分權制衡、公民自由、獨立司法和權力有序轉移。法治不同于以法治國。前者以憲法司法(judicial review)為特徵,憲法司法過程中政府(國會)立的法可能被判違憲而成為非法。一個沒有憲政秩序的專制國家也可以搞以法治國。世界上有三個國家(英國，新西蘭，以色列)無成文憲法而有憲政，其中英國是世界上最早和最成熟的憲政國家。但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有成文憲法而無憲政。 1991年以前，在俄羅斯幾乎沒有滿足法治的特徵，從1996年起許多重要的成就已取得，一部新憲法開始實行，儘管有人對它被批准的程式質疑，它顯然建立起廣泛的合法性。兩次議會選舉按這部憲法按時進行，也許最重要的是，總統選舉已經進行，未成功的競爭者也認輸(選舉失敗者不認輸是憲政在很多國家失敗的原因)。按憲政規則，通過公平競爭和平轉移權力也已實現。 這些成就是顯著的、真正重要的，我們也注意到俄羅斯仍然沒有經歷一個真正的和平政黨輪替(葉利欽和普京可以說是屬於同黨)，所以新憲政秩序最艱難的檢驗仍未見到。 新憲法承認權力的分離，但最近的一個檢測顯示出這些名義承諾的局限性。特別地，立法機關和行政部門之間的權力分割不清楚，最明顯的是分配給總統的立法權力。總統可以通過命令統治，他的命令和法律一樣有約束力。 值得注意的是，新憲法的大多數規定都經不起憲法學家的嚴格推敲。公民權利是天賦人權，應用作為抵禦國家的防禦手段的自由思想，似乎與俄羅斯憲法性質全然不同。用它的語言來說，國家把這些權利給予它的國民，但國家給予的東西，也可能把它拿回去。另外，憲法缺乏確定性的程式化保障條款來確保包括法律平等保護在內的公民自由的實現。俄國有很多為特定的個人或團體設計的特殊法。它們為稅收豁免、個別私有化計畫，以及對那些最受惠于總統命令權的人給予權利上的分配提供了法律根據，其結果，國家保留了大範圍的專制，這不僅造成了不確定性，也提供了腐敗滋生的土壤。這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法律的非歧視性不相容。 格瑞和亨德利（Gray and Hendley, 1997）闡述了以法律為基礎的私人交易的三個基本條件：正當的法律，健全的司法執法制度，以創造對法律和立法制度需求的激勵為基礎的市場。在與匈牙利商業法發展相比較的描述中，他們指出，有效的司法執法制度的發展，不僅在俄羅斯，在其他轉軌經濟裏，也是最難完成的任務。然而，俄羅斯仍不能提供以法律為基礎交易的第一條件：減少交易費用並能使私人參與者調動他們自己的合法權利的正當法律。皮斯特(Pistor, 1997)探討了在私有化的開端缺乏一部有助於產權的發展和後私有化公司治理的發展的綜合性公司法可能產生的影響。她不但從俄羅斯的立法傳統，也從經濟改革的過程中改革者作出的政策選擇方面，探尋了後社會主義的俄羅斯頒佈的法律規則的性質和質量，她論證說，綜合性的立法改革被經濟改革優先的主張所耽擱。經濟改革以任意行政決策權為基礎，這種行政命令對產權的發展和治理結構的發展往往有害。 薩克斯和皮斯特（Sachs and Pistor, 1997）認為與歐洲其他國家相比，俄羅斯法治的特殊國情論和缺乏經濟自由的特殊國情論的根源很深。特殊國情論可追溯到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前，實際上，在亞歷山大二世著手他的廢除農奴制改革的嘗試的十九世紀中期，特殊國情論已經有很大影響（由Owen,1997所描述）。特殊國情論能追溯回幾個世紀，可能追溯到莫斯科公國的開始。 在莫斯科擺脫了兩個多世紀的蒙古統治以後，法律扮演著一個與西歐相比顯然不重要的角色。西歐法律的形成階段在中世紀歐洲羅馬法的應用，君主們和教皇對政治權威和立法權的爭奪，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只間接地與俄羅斯接觸。也許同樣重要的是，16世紀後，俄羅斯的東正教被歸入國家權力。沙皇同時是國家元首和俄羅斯東正教的首腦，政教分離是西歐抵制權力集中在單個統治者手中的關鍵堡壘之一。中世紀的歐洲，教會與國家對於統治的權威、習慣法、政治合法性漫長的爭奪在法律限定國家權力和增強政治道德的標準中扮演著基本角色。相反，在俄羅斯，鬥爭以教會從屬於國家統治而告終。 憲政主義的好處與對靈活的、巨大的行政權力的需求之間的兩難衝突（Hellman,1997）是俄羅斯的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論戰的焦點，這與中國雙軌制減少既得利益集團抵制和使國家機會主義制度化之間的兩難衝突類似，史萊佛（Shleifer,1994,1998）提出一個論據來支持俄羅斯的震盪療法。與改革的漸進方式相伴的腐敗，是贖買特權階層的壟斷權力的一種方式，然而，他接下來說，因為兩個原因，腐敗不是改革的一種有效方式：第一，基於腐敗的不成文合同不容易執行，因為對於出賣政府官員的控制權的收益權沒有合法的界定。第二，對腐敗的容忍將產生創造政府官員更多控制權的激勵。因此，開始實施改革最有效的方式是通過在東歐和俄羅斯見到的那種私有化改革去掉政府官員的控制權。但正如薩克斯和皮斯特（Sachs and Pistor, 1997）所表明，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的成功依賴于憲政秩序的轉軌。 赫爾曼（Hellman,1997,P58）提供了在東歐和中歐增長績效與憲法的通過之間相關的經驗證據。這個結果不令人信服，因為憲政規則的轉軌是一個非常複雜而漫長的過程。與美國獨立戰爭和南北戰爭中憲政規則的轉軌對於經濟增長的短期負面效應相比，當前俄羅斯轉軌困難並非偶然，也不能歸咎於震盪療法。但是由於俄羅斯缺乏任何法治傳統，俄羅斯的轉軌也許要比17世紀的美國轉軌和19世紀的法國轉軌更加困難。法國從舊王朝到新憲政秩序的轉軌花了一個世紀，俄羅斯是一個龐大的、大部分是內陸的國家，且有著更不利於轉軌的歷史。 許多學者把俄羅斯不佳的轉軌績效歸咎於法律執行不力。然而，皮斯特（Pistor,1997）指出，執行不力起因於不可接受的法律和國家機會主義。諾思（North 1981,P147, PP158至170) 做的18世紀英法之間的一個比較也表明，在英國，出色的國家稅收和法律執行能力歸因於公正的憲政秩序；在法國，舊王朝極差的稅收和執法能力歸咎於國家機會主義和缺乏公正的憲政規則。中國的情形為這個觀點提供了另一個支援，共產黨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使國家機會主義制度化。這種制度用法律（經常是惡法）謀取黨的利益，而不惜犧牲社會利益。這種法制，區別於法治，使得中國政府的執法能力極弱，在1990年代，許多法院判決不能被執行（何,1997）。 5、缺乏憲政秩序條件下的市場取向改革 中國的雙軌制是缺乏憲政秩序的市場導向改革的代表。中國的憲法（http://www.quis.net/chinalaw）在給共產黨以政治壟斷權，拒絕分權和權力制衡的提法等方面與其他社會主義的憲法相似，中國的憲法與蘇聯的憲法的區別之一是在它的序言裏，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意識形態被當作中國權力結構合法的來源。儘管西方法律學者認為序言沒有法律含意，它關於權力來源的看法與權力起源是神而不是來自契約和被治者的同意的老看法相似。西方消極憲政主義者，如皮倫（Pilon,1998）特別注意中國憲法的三個特徵：第一，它是實用主義的。它為建立社會主義制定了一套特定目標。因此，它更象一個“中國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第二，在中國的憲法裏，沒有關於公眾如何批准憲法的條款。它沒有給出公民怎麼參與並同意這樣影響深遠的一個目標的指示。這就產生了關於中國憲法的合法性問題。最後，所有公民權利是由國家和黨組織給的，但國家和黨組織對權力的壟斷來自：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意識形態，而不需要正當的理由。因此，皮倫（Pilon,1998,p355）稱中國的憲法為“追求無限政府的一個綱領” 。 到目前，在中國沒有反對憲法的有影響運動，中國人民的危機感還不夠強烈，這，再加上中國的巨大規模，表明憲政規則轉軌的壓力太小，因此，中國的市場導向改革只能在共產黨遊戲規則的框架裏實現。從而改革被黨組織的既得利益所挾持就不足為怪了。 規則制定者、仲裁者、執行者和參與者都是相同的黨組織的安排制度化了國家機會主義，其追求黨的利益，不惜犧牲社會的福利。國家機會主義可由政府對私人企業進入重要行業的控制和國家掠奪私人企業為例說明。中國有一個不允許私人企業從事的行業表。這些行業包括銀行業、郵政和電信業、鐵路、航空、保險、航太工業、石化、鋼鐵、出版、批發業、新聞及其他行業。在這三十個行業之外，私人企業被限制從事二十個行業，包括汽車製造，電子設備、旅遊代理等（Huang, 1993, P88），另外，國際貿易、批發和零售流通網路，出版及許多其他行業的僵化的許可證制度消除了私人企業的許多有利可圖機會，並產生了與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的貿易衝突。特別地，有權發放許可證的政府機構在許可證申請者運作的行業有既得利益。例如，國際貿易的許可證由外經貿部頒發，它是中國的很多大貿易公司的所有者。批發和零售流通網路的許可證是由擁有地方國有流通網路的地方政府委員會所頒發，當然，發放許可證的原則是追求政府機構的壟斷利益。中國政府嚴格限制私人企業上市和經營證券業務，使股市成為國有控股公司圈錢的工具。2002年中國95%以上的上市公司系國有控股公司 （見“我國上市公司結構呈極不合理狀態“，載北京世紀經濟研究資訊中心，每日財經快訊, 第253期,2002年7月31日）。 繆勒（Mueller,1998）記載了電信部門的國家壟斷對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這種壟斷表明這個行業的規則制定者、主要參與者、執行規則的仲裁者都是同一國有組織。因而國家機會主義被制度化而經濟發展受到阻礙。中國還有一個非常僵化的成立企業的政府批准制度，除了海南省以外，既沒有公司的自由合夥，也沒有公司的自動登記，（茅，1999，Pei, 1998）還有武斷的且經常極高的成立企業的註冊資本要求。這連同戶籍制度及住房和銀行業的國家壟斷，提供了許多能用於追求國家機會主義的有效控制方法。皮倫（Pilon,1998）指出，所有的假公濟私當然被中國憲法裏的基本遊戲規則所支援。 國家掠奪私人企業開始於1950年代早期的政治運動，白等人（Bai, et al, 1999）認為，在改革年代它繼續存在。一個持續存在的原因是，在政府內部的權力鬥爭和意識形態的論戰中，對私人企業意識形態上的歧視。白等人用文件證明，在改革時代國家掠奪行為的另一種形式是收入掠奪，不同層次的政府傾向於強加各種稅和費以從他們的企業管轄權裏攫取盡可能多的可觀察收入。一項1988年遼寧省私營企業的研究發現，稅和附加費加在一起將取走可觀察企業利潤的63%，當二十種不同的收費被算進去後，稅務負擔甚至更高。這樣的稅務負擔使得私營企業除了通過隱瞞交易和收入來逃避稅費以外，難以生存。（中國經濟年鑒，1989，P107）。十年以後，一項1998年安徽省私營企業的研究報告說，許多產品的總利潤大約是總收入的10%，同時總的稅費加起來超過10%，強加給一家私營企業的收費有50多種，這些收費的一些種類是政府自己發佈的條例和規則所禁止的。這項研究得出結論：不想關閉其企業的所有者，除了通過隱瞞收入逃稅外別無選擇。農村的農民是過多稅費的主要受害者，整個改革期間，政府對農民作了減少勒索性徵收和隨意徵稅的無數許諾，然而勒索性徵收和隨意徵稅仍舊很普遍。在一些地方，向農民索取61種不同類型的收費。（丁，嚴，楊主編，1995）。 中國1990年代開始模仿西方式的法律，但是在現行憲政規則下，那些法律，如1994年通過的《合同法》，1993年通過的《反不正當競爭法》不能貫徹執行。楊（1998）特別提到了《公司法》和現行憲政規則的不相容性，繆勒（Mueller,1998,P200)特別提到電信行業的國家壟斷與《反不正當競爭法》之間的不相容性，可以下結論說，許多對西方式法律的模仿在現行的憲政規則下不能運作。憲政的約束表明中國的改革只能沿著雙軌制前進，這種方式產生的長期代價很可能超過它贖買特權階層既得利益的短期好處，我們將用幾個例子闡明這一點 。 例2：中國的農村改革和土地制度 第一個例子是中國的農村改革和土地制度（見Yang, Wang, Wills, 1992, Sachs and Woo, 1999, P30，Wu, 1998）在中國的農村改革裏，村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使用權在70年代末分給了農民。在1980年代，土地的出售被完全禁止，儘管從1984年起，已經允許土地使用權轉讓(Yang, Wang, Wills，1992，P18），村幹部根據村莊人口的變化控制土地的重新分配。資料表明，在農業改革的早期，農業部門的自由化和定期土地的家庭承包責任制產生了令人矚目一次性的農業生產率提高。1978年農業改革使中國農村恢復了它們被1958至1977年集體化所壓制的潛在增長趨勢（集體化在1950年加速，在1958年災難的大躍進達到頂峰）。這一潛力由臺灣農業的實際表現代表。1950年臺灣和大陸農業的生產力相近，但2000年臺灣農村的人均收入是大陸的10倍以上。 1985年後，農業部門的增長放慢有三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農民對將來土地使用權的不確定性，儘管1984年政府決定將農民承包期延長到15年?普拉斯特曼、漢斯坦德和李（Prosterman, Hanstad and Li, 1996）在他們的實地工作中發現以下事實：地方官員沒有真正貫徹這項政策，在許多村莊，來自集體的代表每三到六年收回村莊的所有土地，重新分配小塊土地以適應家庭規模的改變，其結果是抑制了農民對土地進行許多小型長期改進。（例如挖井和小型支流排灌系統，施更多的有機肥），而這些改進將會提高糧食產量 。 詹森（Johnson,1994）指出，針對1985年後農業增長減速，政府的一些政策增加了農民對土地安全的擔心，因而降低了農民的工作努力和對土地的投資。例如，政府在1990年後期宣佈，為了實現機械化的規模經濟收割，象耕地、施肥和收割這樣的農事活動，將重新集體化。 農業生產停滯第二個重要原因是從1994年起，糧食收購和流通網路的國家壟斷被強化，壟斷的流通體制造成了駭人聽聞的大規模腐敗和浪費，在1993年後期，國家決定扼制通貨膨脹的時候。糧食收購配額被再次引入，對27種農產品實施價格控制，更糟糕的是，當緊縮銀根對付通貨膨脹的時候（1985，1989和1992），政府對它的糧食收購支付一部分白條而代替現金（Sachs and Woo, 1999），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糧食生產增長減退。 導致1985年後農業生產率增長放慢的第三個因素是1979年以後的那些年裏對農業基礎設施（即灌溉工程）投資的大量減少，例如，1994年農業基礎設施真實投資水平只是1979年水平的58%。然而，看來很明顯的是在廣大農村區域，農業基礎設施國家投資的下降伴隨著國家開發人力資源努力的降低。這能夠用土地市場和相關合同的缺乏來解釋。即使在缺乏國家投資的情況下，農業基礎設施也能夠通過相關的土地合同來發展。但在制度約束下，基於地權的工程合同不可行，同樣，在缺乏土地貿易的情況下，地方政府不能通過土地的財產稅和銷售稅增加收入，地方政府必須用鄉鎮企業的利潤、徵稅和收費增加足夠的收入，以保持地方官員的士氣，但這使地方官員的腐敗和其他機會主義制度化。 根據吳（Wu,1998）的檔記載，土地所有權的雙軌制產生了土地的有效商業化使用和社會公正之間的兩難衝突。沿海省份的許多地方官員把村莊所有的土地劃成兩部分：能租給外國或私人企業的商用地和家庭耕作的口糧田。在兩田制下，村莊的官員獲得了對商業用地的控制權並從中攫取租金。作為交換，村民有在租賃土地的企業就業的優先權。但租金與就業收入之間的差別巨大，因此整個過程是地方官員從集體擁有土地的農民手裏偷租的過程。既然這種偷取那麼不公正，許多農民抗議因此發生，中央政府被迫禁止了兩田制的實驗，這項禁令阻礙了地方的工業化，消除了許多對社會有利的商業機會。 總之，由現行的憲法強加的制度約束產生了公平與效率之間的兩難。在缺乏憲政秩序的市場取向改革下發展起來的雙軌制制度化了政府官員的腐敗和機會主義行為，並造成了憲政轉軌的更多障礙。（Yang, Wang, and Wills, 1992）估計了農村土地可轉讓程度並估計了土地所有權私有化的潛在收益。根據他們的人均真實收入、商業化程度（勞動分工水平）界定和行使產權的效率指數之間關係的經濟計量模型，在1987年如果土地自由貿易被允許的話，中國農民的人均真實收入將增加30%。這再次驗證了薩克斯和胡的斷言：儘管在雙軌制下，中國的農業部門有一個相當令人矚目的發展績效，但如果雙軌制被完全的私人所有權所取代，就象1949年前的中國那樣，中國的經濟績效將會更好，當前的農業停滯不前將不會發生。 例3：中國的鄉鎮企業 雙軌制的第二個例子是中國的鄉鎮企業（TVE）。一些經濟學家把鄉鎮企業看作是融合了市場激勵與公共所有權的一個重要且高度成功的制度創新，相反，另一些經濟學家把鄉鎮企業看作是通往真正私人所有權的道路上一個半截子改革方案。而前者強調鄉鎮企業是中國不發達經濟條件下的特定產物。後者強調如果中國現在不推動鄉鎮企業的真正私有化，中國農村經濟將面臨著嚴重的制度束縛和問題（Sachs and Woo, 1999） 集體所有農村工業企業的根基是在十年文革間奠定的，當時官方對自力更生的強調和國家分配制度的崩潰造成農村公社擴大他們非農活動。1979年公社制度開始瓦解時，這些社隊企業被重新列為鄉鎮企業。出於對農村低就業和地方發展的擔憂，導致了對建立鄉鎮企業規則的不斷放寬。從1984年起批准成立和監督鄉鎮企業的條件在各地差別很大。 鄉鎮企業有三種主要類型，第一種類型被稱作蘇南模式，因為它集中在蘇南的三個城市：無錫、蘇州和常州。江蘇省地方當局對鄉鎮企業實施牢牢的控制（例如，參與投資決定，控制工資及不同鄉鎮企業之間的勞力流動），並通過限制能創辦的合夥企業和私人企業的數量來保護鄉鎮企業。 鄉鎮企業的第二種類型被稱作浙江模式。浙江省的地方政府，雖然是許多鄉鎮企業的重要股東，以鄉鎮企業向村莊基金進行年度捐款為條件，平常限制對鄉鎮企業的生產、分紅、人事任免的干預。浙江鄉鎮企業類似於租賃的企業，不同之處在於它們的管理者可能被地方官員免職。 第三種鄉鎮企業形式是偽裝成鄉鎮企業的真正私人企業。這種情況下，企業的整個資本來自一個人或一個小團體。為了被允許登記為鄉鎮企業，企業向地方當局付費，這是一種被一般地稱作戴紅帽子的不加掩飾的偽裝。掩蓋真實所有權願望的主要原因是更低的稅率，更容易的批准程式，對企業規模和經營的更少限制，以及在改革者的政治命運可能反轉下找到政治保護 。 直到1990年代，蘇南模式被認為是最佳鄉鎮企業形式，因為它的信條與傳統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最接近 。然而，就象傳統的國有企業一樣，蘇南模式的鄉鎮企業也遇到了財務困難。結果是1992年第四季度，無錫、蘇州和常州通過固定租金或競價銷售的方式把一些為赤字所困的小型國家所有或公共所有企業的經營權轉移到私人實業家手裏 。 在改革時代，鄉鎮企業制度沿襲了毛的社隊企業的許多優勢和劣勢。它歪曲了企業的地理分佈，阻礙了有效的城市化，把資源從技術先進的大型國有企業重新分配到技術落後的地方企業，創造了中國式的雙軌主義：技術落後的靈活的鄉鎮企業和技術先進的僵化的國有企業共存。這種雙軌主義表明在技術效率和地理位置效率的利用與X效率的利用之間的兩難。因此，鄉鎮企業令人矚目的增長也有它的代價。在自由企業制度下，許多鄉鎮企業可能被位於城市的，比城區的大型國有企業更有競爭力的大型私營企業所代替的。因此，從這個觀點來看，鄉鎮企業非常高的增長率也許有反效率的一面。阿文楊(Alwyn Young, 1999）提供了由鄉鎮企業和相關的區域分權產生歪曲的經驗證據。鄉鎮企業具有地方政府的控制下的企業系統的全部常見缺陷，既然規則制定者、仲裁者和參與者是同一個地方政府，它產生了不公平的遊戲規則，制度化了國家機會主義和腐敗，因此，遊戲規則不穩定、不透明、不可信。鄉鎮企業對經濟發展的負面效應沒有受到足夠重視，同時許多中國專家對它與中央政府完全控制下的蘇聯式國有企業制度相比的優勢給予了極大的關注。鄉鎮企業有著比更高級別政府所有的國有企業更硬的預算約束。根據吳（Wu,1998）出色的實證工作，鄉鎮企業，加上折衷的土地所有權改革方法和戶籍制度，產生了一個非常奇特的中國式封建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地方政府官員的地方領土管轄權，司法和執法權，對土地的控制權，他們在黨組織裏的官位，成立企業的權利，籌集資金的權利，以及對鄉鎮企業的控制權是不可分割的，有點象中世紀歐洲的封建制度。大邱莊的例子表明了中國式類封建制度的特徵（何,1997）。大邱莊黨委書記禹作敏在一件謀殺案中阻撓國家員警執行法庭命令。禹是村長、黨委書記和這個村全部鄉鎮企業的董事長。他控制著地方民兵力量，有實際的司法權。許多媒體報導也表明地方政府官員用鄉鎮企業作為掠奪的一個工具，他們迫使村民捐資成立鄉鎮企業並承擔這項風險投資的全部風險。然後來自風險投資的收入被官員所掠奪（何，1997）。 在中國式類封建制度下，人們被排列為有不同權利的不同集團，地方黨組織官員是一等公民，他們有全部權利和特權以犧牲別人為代價牟取其既得利益，二等公民是有當地戶口的村民。他們能在鄉鎮企業找到好工作，並有權得到一部分村莊福利基金。三等公民是外來移民，他們在鄉鎮企業幹最髒的工作，不能得到絲毫福利津貼。這類似於一種封建制度，因為一個人的社會和經濟地位是由她的政治地位和戶籍狀況所決定，而不是由她的收入和憲政權利所決定。中國式的類封建制度，連同戶籍制度和城市的國有房地產制度造成的低勞動力流動性，解釋了為什麼地方政府所有和集體所有企業在中國農村興隆，而它們並不象資本主義經濟中的資本主義企業那樣具有競爭力，在資本主義經濟裏個人有人身自由，能夠自由交易勞動、資本、土地和其他財產。封建制度和低勞動力流動性表明社區成員期望永遠住在同一地方，在同一地方性的社區，居民的共同利益是相當穩定的。因此，他們比在自由的市場制度下更有激勵為鄉鎮企業出力。 這種中國式類封建制度不僅歪曲了管理者和企業之間的匹配，企業的地理佈局模式和資源配置，阻礙了城市化，也產生了可能造成社會不穩定的社會不公。按照周其仁(2002)的看法，中國的集體所有制不同于自由經濟中的合作制，前者是類似封建制的一種政治制度，而後者是以私人財產制為基礎的自願合作。因此新的土地承包法不能解決中國的農村問題，因為作為類似封建主的發包方是政府的代理人，而政府對土地有最後支配權是中國農村土地問題的根本。 但中國目前的類封建制度又與西歐的封建制度不同。西歐的封建制度是種契約制度，封建主的締約權並不來自政府。但中國鄉村的幹部是由上級政府指定的，他們沒有自己獨立的締約權。因此西歐的封建制度是現代代議制(以契約為基礎的政府)的溫床。而中國當代的類封建制卻是中央集權專制的基礎。 依照國際標準，鄉鎮企業所有權結構極不正常，在大多數有農村工業的東亞國家，如印尼和泰國，小企業的所有權是私人的，經常在一個家庭內部。相反，鄉鎮企業的所有權至少根據官方統計所說是集體的。一些學者論證集體所有權反映了深厚的中國文化模式。然而，這種合作文化假說已被質疑：在臺灣農村小型私人企業占絕對多數，整個東亞小型的華裔私人企業盛行。如果有關於小企業的任何中國文化特色，看來是私人、家庭所有的企業而不是集體所有的企業。 其他學者說集體所有權是農村企業籌集資本金並通過縮短監督距離而減少委託一代理問題的一種有效方式（Qi, 1995, Walder, 1995a）。他們用這些理由把鄉鎮企業所有權結構解釋為適應中國落後的生產要素市場，對市場失敗的一個最優反應。諾頓（Naughton,1994a）認為在轉軌的早期，銀行在辦理小額貸款申請和評估風險方面條件很差。在中國，地方政府所有權扮演著一個金融仲介的關鍵角色。地方政府能更好地評估在他們的控制下創辦企業的風險，並作為向個別的鄉鎮企業貸款的擔保者。 一些經濟學家甚至把鄉鎮企業的成功解釋為反對私人所有權是小型企業的天然所有權形式的一般看法的確切證明，並論證說決定效率的不是所有權而是產品和要素市場的競爭（Nolan 1993）。 薩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 1999）對這種鄉鎮企業所有權形式的實用主義解釋，尤其是它所強調的國家在金融仲介中的優勢，持懷疑態度，在1960至1995年間，即使臺灣的中小企業遭受著整個國有銀行系統的歧視，它們仍表現出充滿活力的增長，非正式金融機構自發出現以迎合它們的需要（Shea and Yang, 1994）。當1979年開始經濟自由化時，市場力量（當被地方當局容忍時）導致金融制度創新的能力近來也在浙江省溫州市見到。劉（Liu,1992）報告說，當地私人部門所需資金95%由地下私人金融組織，如台會、專業放債戶和錢莊提供 。 一個適當的鄉鎮企業所有權結構的一般理論應當基於兩個主要考慮：第一，直到最近，私人所有權在許多地方被嚴格控制和歧視。個人所有權在1978年被給予憲法保護，而私人所有權，在中國被認為不同於個人所有權，在1987年才被給予憲法保護。由於企業登記為私人所有面臨的歧視，因而（登記的）農村工業的集體所有權是針對歧視的一種自我保護對策。張(Zhang，1993)用“非集體鄉鎮企業”來稱謂合夥、個體和私人企業。他報告說“實際上在與地方政府相關的所有方面（比起）情況相當的集體鄉鎮企業，非集體鄉鎮企業往往被歧視”。地方政府表現出對非集體鄉鎮企業歧視的領域包括：取得銀行信貸、獲取更大的生產場地，政府對原料和能源的分配，政府協助解決技術問題和創立合營企業，等等。有證據表明，在稅收和利潤分配方面，非集體鄉鎮企業面臨著被過度勒索的更大風險，地方政府往往比對待集體鄉鎮企業更隨意地對待非集體鄉鎮企業。 簡言之，一些中國專家確認的市場失敗不是由私人市場經濟固有的無效(象外部性和公共財)所造成的，這些所謂的市場失敗實際上是由國家強加的意識形態約束所造成的。特別地，銀行因為國家指示而提供給鄉鎮企業比私人企業更多的貸款，並不是因為鄉鎮企業內在地更有效，或是因為地方銀行認為地方政府是比它們本身更好的風險評估者(Chang and Wang,1994)。文貫中和新望(2002)記載的蘇南鄉鎮企業在90年代末的衰落和兩次改制的詳細情況證實了Sachs 和 Woo 1999 年所持的這一觀點。 大家普遍同意鄉鎮企業比國有企業面對著更強的市場激勵（包括更硬的預算約束）。薩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 1999）指出，三種鄉鎮企業類型的兩種，蘇南類型和浙江類型，在本質上相當於官商勾結的私人企業。地方官員有私人激勵最大化鄉鎮企業的利潤，因為在縣、鄉鎮和村莊各級官員的仕途和薪水受村企業的效益和發展所直接影響（Oi，1995）。又因為當地居民和工人都沒有通過合法，正式的渠道去行使他們的所有權的方法。簡言之，鄉鎮企業由地方官員非正式的私有化已經減少委託一代理問題，並導致了鄉鎮企業比國有企業更有效率 。這種私有激勵假說解釋了為什麼彭（Peng,1992）發現農村公共企業和農村私人企業的工資決定過程一樣。 如果這種非正式私有化的解釋有根據，那麼只有地方官員的集體凝聚力不墮落為個人掠奪資產的努力時，鄉鎮企業繼續有效率才有可能。我們看到在1980年代的江蘇和山東，集體凝聚力的關鍵是對這些地區私人企業的嚴重歧視，在這些地區缺乏隱藏掠奪來資產的經濟空間的結果，消除了單個官員掠奪他們所監督的鄉鎮企業的激勵。沒有對私有產權的強烈法律歧視，掠奪資產將更隨意地發生，通常觀察到的非正式私有化的無效率將變得更加普遍。 如果這個觀點正確的話，決定性的影響是：私營部門相關規模和勞動力流動的逐步增長將最終削弱地方官員反對個人掠奪資產的集體凝聚力的基礎（通過為掠奪的資產提供安全的隱藏地），從而損害鄉鎮企業的績效。 1992年初以後，打算改善由1989至91年的緊縮政策造成的農村失業狀況，對私人產權的歧視進一步減弱，許多鄉鎮企業摘掉了它們的紅帽子。 當中國邁向市場經濟的時候，日益增多的私營企業不再覺得有登記為紅帽子或集體所有企業的必要，因為在私營和公共部門之間優惠待遇的差別已經縮小範圍。但有一個問題，集體部門現在表示說沒有它們的幫助，私營企業不可能發展，作為這些公司的所謂“所有者”，黨組織通常要求“離婚”的高額補償或者要求這些公司與國有企業合併（“私營企業快速行動摘掉紅帽子”，《中國日報》，1994年10月4日）。 例4：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和價格自由化 雙軌制的第三個例子是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和價格自由化(Sachs and Woo, 1999，P17) 。到1983年，一個事實上的國有企業承包制已經出現。一個國有企業與它的主管部門簽訂一個合同，規定每年上交國家的收入（稅收連同利潤）的數量，因而一般相信給予企業最大化其財務盈餘的激勵。然而，國有企業仍然受軟預算約束支配，如果財務結果不佳就被免除了支付合同規定數量的責任。管理者和工人合謀以獎金和各種實物津貼的形式蠶食國有資產，其結果，國家發現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得比預計大得多。 1983年，國家開始以收入稅代替承包制，然而，這種收入稅制度是短命的，因為它不僅不能抑制財政收入占GDP比例的下降，而且國有企業試圖與政府就稅收條款討價還價，並宣稱對低利潤承擔責任的是政府定價而不是他們的管理。到1986年，國有企業轉向擴大的承包制，在這種制度下，許多管理者建立集體企業把有價值的資產轉移到那裏，把所有壞債留在簽合同的國有企業，許多承包者也不能執行他們的合同（見《企業經濟》1995年第7期，P45）。這並不令人驚異，因為根據產權經濟學（Alchian and Demsetz, 1972），如果沒有人對國有企業有剩餘權的話，沒有人有激勵找到好的承包者並有效地執行合同，1994年1月，承包制再次被收入稅代替。楊和黃（Yang and Ng, 1995，也見 Yang, 2003, 第8章）認為，企業家服務的直接定價成本高得無法接受，而對一個企業的私人剩餘索取權是對企業家服務間接定價的根本。因此，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是成功改革的根本，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經驗是否證實這一點有賴於經驗證據。薩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 1999, PP19至28）?述說，國有企業的生產率績效仍然是一個高度爭論的問題。一些研究者看到了提高，而另一些沒有看到。然而，在評論這些爭論以前，值得記住兩個重要的一致觀點：（1）國有企業生產率提高，如果有的話，也低於非國有企業生產率提高。（2）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提高，如果有的話，也與國有企業財務表現急劇惡化同時發生。根據白，李和王（Bai , Li and Wang, BLW,即出)），在中國，TFP 的提高，如果有的話，也不增加經濟福利，這是為什麼中國公眾繼續把國有企業改革看成一個失敗的原因。一些中國國有企業生產沒有銷路的產品，但有著更大的生產效率。宏觀存貨資料支援這一理論。1980至93年間中國的存貨投資平均是GDP的7%，而相比而言OECD（經合組織）國家平均為2至3%，只有一些東歐國家在1990年以前有那麼高的存貨投資率。這麼高的存貨水平表明相當多的產品沒有市場，特別地，在中國，賣不出的存貨也算作國有企業的產量。因此，基於產量資料的TFP的估計被明顯高估。拉迪（Lardy,1998a,P206）也用文件證明了賣不出的存貨的堆積如山和國有企業日益增加的壞帳之間的相關。 即便有人相信在中國國有企業的管理者追求利潤最大化，技術創新只構成最大化國有企業利潤的方法之一。對於中國的一些國有企業管理者而言，花時間與政府官僚搞好關係與增加生產效率相比，也許在財務上更劃得來。直到1990年代，大中型國有企業必須以低於市價向政府交售生產定額。他們收到補貼的投入品作為補償，如果補貼的投入品的數量高的話，這種定額制度將給企業產生高的租金，李（Li,1994）估計，一個在定額生產之上有市場利潤的國有企業，在1986至1988年間收到其市場利潤2.7倍的租金。官僚主義的討價還價遠遠比市場競爭更有利可圖。李的租金估計也許是下限，因為它不包括國有企業從稅收協議中收到的租金。代替當時開始生效的55%的法定稅率，國有企業事實上支付33%的收入稅率的習慣做法相當普遍。 經濟學家們對國有企業的極差財務表現並無異議，從1980代國有企業的放權讓利改革後，國有企業的虧損穩步增加，1990至91年間當國家試圖收回一些移交給國有企業的決策權時，這種狀況穩定下來，1992年，為了避免蘇聯的命運，鄧小平號召加快經濟改革，那以後，分權的努力在地方領導的帶頭下加快了，想不到地結果是更高的經濟增長伴隨著更大的國有企業虧損，1992年當年產出增長13%，而大約有2/3的國有企業經營虧損，這些企業虧損不能歸罪於價格控制，因為在1992年價格控制只覆蓋國有企業的一小部分，從此以後，國有企業的虧損繼續加快，在1996年第一季度，整個國有企業部門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首次滑入紅燈區，它報告了34億元的淨虧損
。 最早的把國有企業的利潤流失歸於分權改革的是1986年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的一份報告，這份報告指出了國有企業出現的通過各種記帳手段來過度消費和過度投資的趨勢 。胡、海、金、樊（ Woo,Hai,Jin and Fan,1994），胡（ Woo,1994）,樊和胡（Fan and Woo, 1996）用各種樣本和官方資料顯示出直接收入（工資和獎金）與間接收入（例如補貼和各種分發）的總和增長得比勞動生產率提高要多，米納米和翰代（Minami and Hondai, 1995）發現從1988年起，機械工業產出的勞動比重開始隨著1985年的分權改革的加快而上升，並超過了估計的產出彈性。波森（Bousin，即出）計算出1989至1993年工業國有企業的邊際勞動生產力增加了5%，而工業國有企業工人的工資上升7%。孟和帕金斯（Meng and Perkins, 1996）研究了1980至1992年間廣州、廈門、深圳和上海（更激烈的市場競爭典型的4個沿海經濟體）149個工業國有企業和139個非國有企業的工資和勞動需求的決定因素。孟和帕金斯發現，分權改革下的國有企業象勞動者管理的企業一樣，最大化每個雇員的收入（通過動用利潤），而非國有企業象資本主義企業一樣最大化利潤。 國有企業的財務困難已經通過三種渠道的增加貨幣發行而動搖了宏觀經濟。第一種渠道是來自國有企業部門的財政貢獻下降造成的日益增大的國家預算赤字的貨幣化。1978年國有企業上交的收入稅占GDP的19.1%，1988年占6.6%，1993年占1.7%，而它們相應地上交了整個利潤的19.1%，0.5%和0.1%。（World Bank, 1995, 表7.3，1996b，表23）。第二種貨幣發行的渠道是通過銀行貸款為增加的國有企業虧損提供資金。第三種渠道是向國有企業支付投資貸款來彌補它們資金融通能力擴張和技術升級所需的內部資本的短缺。 即使國有企業績效改進，這反而會加強裁判-球員一體化的國家機會主義。因此國有企業績效改進對社會福利而言可能並不是好事。中國的儒家學者早就瞭解這點。他們認為政府經商是與民爭利。現代憲政規則也嚴禁執政黨直接從事營利性活動。美國的執政者必須將其營利性生意交給獨立的信託行。一些經濟學家聲稱國有企業關心政府的社會福利，新的非國有企業有更年輕的員工，幾乎沒有養老金支付和其他福利津貼的負擔。因此，當私人部門的規模相對于國有部門增加時國有企業惡化的財務狀況，可以理解。 拉迪（Lardy,1998a,P53至57）記載了這個事實：依據產出和就業水平，依據就業比例和資金融通比重，國有企業一直在擴張。儘管它的產出比重下降，財務狀況惡化。由壟斷的國有銀行體制提拱的貸款大多數進入了國有企業。對國有企業的其他投入也持續增加。如他所示，在過去的二十年，儘管日益增加的競爭和持續的市場自由化，國有企業的財務狀況已經惡化。國有企業負債對資產的比例在1995年升至平均85%，這也許是最有力的證據。根據拉迪（Lardy, 1998a，P119）的分析，中國的四個主要國有銀行作為一個整體的淨值為負，因而無清償能力。這個潛在的金融危機主要是由國有企業惡化的財務狀況造成的。他指出，上升的儲蓄率和國家發行貨幣權力相結合已經提供給中央政府用來暫時掩蓋根深蒂固的結構性問題的金融資源。與白等人（Bai,et.al,1999）相反，這個觀點表明在中國造成異常高儲蓄率的存款匿名制，是潛在金融危機的一個來源而不是中國發展的一種推動力 。 值得注意的是，1989年天安門遊行示威者最初的要求是降低通貨膨脹和減少腐敗。我們因而認為以保持社會穩定為藉口反對中國私有化的觀點忽視了因資產掠奪、腐敗以及國有企業未改革的所有權結構導致的宏觀經濟不穩定而造成的社會緊張。（當然，腐敗地管理私有化，象俄羅斯的情形那樣，也可能導致極度的不平等和社會不穩定）。何清漣（ 1997 , PP71-240）記載了由土地市場、國有企業改革和價格改革雙軌製造成的大規模腐敗。在她看來，大規模的腐敗已普遍到使不道德和機會主義傳播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我們接觸過的許多中國人認為，對這種大規模的腐敗造成的社會不公的不滿，可能造成政治動亂。但雙軌制這個嚴重的潛在後果並沒有得到中國以外的經濟學家們的應有注意。 從1995年起，報告顯示中小型國有企業的全面出售已經在全中國發生，最為人知的例子是山東省諸城市。1992年諸城開始私有化國有企業，當時它的國有企業有2/3虧損或者剛剛收支平衡 。在諸城差不多90%的縣屬國有企業已經被私有化。國有企業轉變到股份合作公司的加速反映了領導層的看法：通過股票市場上公開的證券出售以及與外國公司合資的局部私有化是承包制的一個改進。然而在缺乏正式私有化的情況下，國有企業的公司化造成大規模腐敗。 何清漣對中國兩種類型的自發私有化的記載說明了雙軌制和腐敗之間的關係。何（He, 1997, PP101 至 138）記載了1987至93年間在中國，國有企業通過股份化的局部私有化 。在規則制定者、仲裁者和參與者都是同一政府代理人的遊戲規則下，這種自發的私有化產生大規模的腐敗。她分析了在這種政府內部人控制過程中的四類腐敗。腐敗的第一種方式是直接把國有合股公司的股份分配給那些有成立和管理這些公司的批准權的政府官員和有權分配土地、銀行貸款和其他重要資源的政府官員。（He,55）。在第二種方式下，在香港或海外建立私人公司作為國家合股公司的合作者或子公司，然後通過兩個企業間不正常的各種交易（例如低價賣出高價買進），國有資產從後者轉移到前者（He,P60,P69），在第三種方式下，在這樣的合股公司裏，私人股東收買政府代表通過各種所有權的重組計畫無償地把政府的股份轉移給前者。（He,PP57至60頁）。在第四種方式下，國有企業和外國公司的合資企業中的政府代表故意低估國有資產的價值，然後在私下得到外國合資者的報酬。最終，許多真正私人合股公司在這個期間產生，但這些公司的所有者必須支付非常高的賄賂金以使它們得以登記並保持運轉（即得到土地和其他基本原材料以及各類官方的批准和允許，以避免政府沒收和限制私人企業）。在中國，有權的政府官員對私人企業的有力監護，是私人企業生存之必要條件 。何（He,1997）和其他中國學者堅持說國有企業通過股份化的局部私有化是一個失敗。大多數股份化的國有公司的績效沒有改進，甚至在1994年中國的《公司法》通過以後，中國的《公司法》的同股同權原則在這些股份化的國有公司裏沒有貫徹。政府持有的股份有更多的投票權，內部人交易和腐敗非常普遍，在何（He,1997）的記載中，這種國家控制公司的自發私有化的許多實例，涉及到資本外逃 。這種公司模式變成了內部人竊取國有資產的一個工具。 何（He,1997,PP71至100）也記載了在土地的國家所有權和土地使用權交易的雙軌制下，土地使用權自發私有化的許多例子，在她看來，這是一個大規模腐敗的過程，在這個過程裏，有取得土地批准權的政府官員為了錢而出賣他們的批准檔。用於購買土地的錢大部分來自國有銀行。因此，在1988至94年大規模的中國圈地運動中，許多有貸款審批權的國有銀行官員和他們的主管人捲入腐敗。再一次，雙軌制一方面創造了土地使用權市場，另一方面制度化了腐敗和國家機會主義。 在1995年，“國際透明度”進行的41個國家腐敗嚴重程度排序，中國按腐敗程度排名第二(Sachs and Woo, 1999)。繼續腐敗和國有資產的濫用將進一步降低公眾對現存政治制度的支持。雙軌制的負面效果也許大大超過通過贖買其既得利益而增加改革支持者的正面效果。 另外，雙軌制產生了與無效率相結合的非常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由戶籍制制度化的對農村居民的歧視造成了城鄉之間反效率的不平等收入分配。給予部分沿海地區貿易特權制度化了對內陸地區的歧視，它造成了沿海和內陸地區之間反效率的不平等收入分配。由簡，薩克斯和沃納（Jian, Sachs and Warner, 1996）所記載的沿海和內陸省區增大的收入差距以及一個日益增加的基尼係數不僅限制了市場的範圍，阻礙了勞動分工的演進，而且產生了對政權普遍的強烈不滿，這已經造成許多抗議並可能導致大規模反抗 。 在我們看來，中國的雙軌制並沒有提供世界其他地方制度試驗不曾提供的多少新資訊。它恰好再次驗證了成功的經濟發展不僅需要市場，還需要憲政秩序和法治來保護個人權利並提供對政府權力的有效制衡。適當的道德準則，行為規範以及打破執政黨的政治壟斷是憲政秩序形成的根本。 總結性評論： 這篇論文研究了被許多轉軌經濟學家忽略的經濟改革和憲政轉軌之間的關係。它論證說如果不認識到經濟改革僅僅是大規模憲政轉軌的一小部分的話，對改革績效的評估可能誤入歧途。在國家之間和各個國家裏不同政治力量之間的競爭是憲政轉軌的推動力量。我們用俄羅斯作為經濟改革與憲政轉軌相結合的一個例子，用中國作為缺乏憲政轉軌的情況下經濟改革的一個例子來分析兩種轉軌模式下的特徵和問題。我們可得出結論說，在執政黨的政治壟斷下，經濟轉軌將被國家機會主義所挾持。經濟轉軌雙軌制產生了憲政轉軌的非常高的長期代價，也許大大超過它贖買既得利益平滑轉型的短期好處。廖和楊(2001) 對內生分工網路的政治經濟學一般均衡模型的超邊際分析為這一結論提供了理論證明。他們的模型說明在維持精英階級政治壟斷的條件下推行除政府壟斷之外的所有其他產品和服務的自由市場時，政府服務質次價高，產生反效率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非政府部門被制度化的國家機會主義剝削，因此市場容量小(看起來像通貨緊縮) ，分工水平低，總和生產力低。只有政治上允許自由進入也形成自由市場時，這種“壞資本主義” 才能被高效率的“好資本主義” 代替。最近Acemoglu, Johnson, Robinson(2002)為此論提供了西歐、東歐、南歐比較史上的證據， North, Summerhill和Weingast(2002)也用南美、北美經濟比較史對此論提供了經驗證據。次文批評了認為中國的改革是制度創新的觀點，並指出，轉軌是後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與全球資本主義制度及WTO規則趨同的過程，而不是創造一個本質上不同於資本主義的制度創新過程。 參考文獻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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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ramarginal
Economics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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