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資本主義和壞資本主義 18世紀時的英國是發達國家，而法國是發展中國家，二者最根本的差距就是制度的差距。法國大革命前實行專制制度，雖有自由化改革產生的壞資本主義，經濟卻不發達。而英國1688年之後就實現了憲政制度。憲政是共和主義的重要主張之一。既然提到共和，我想就此簡要地說明一下什麼是共和，什麼是民主。共和與民主有很大差異。從古典意義上講，民主就是多數人的統治，它強調政治平等，而共和主張自治，分權，和憲政，它強調個人利益。共和從某種意義上講是為了限制民主專制(多數人的專制)，它的合法性在於政府的權力來源於全體公民(在很多時候，這並非指所有市民)，共和與民主的關係是很緊張的。至於共和與民主這兩種思想在近現代的相互汲取和融合，我在此就不再贅述了。憲政制度在當時來說並不是一種民主制度，而是一種共和制度。所謂共和制度就是參加選舉的主要是一些上層階層，只有少數有錢繳稅的男人才有選舉權，因此你很難說它是民主的。但它是“共和”的，就是說有分權制衡制度。共和實際是對民主的不信任，它害怕民主變成多數人壓迫少數人。英國1830以後才實行現代民主制度中的普選制。 共和有一種保護少數人利益的機制。比如美國參議院不管各個州的大小和人數多少都是一州兩票，所以可以作為少數對抗多數的一個機制。眾院是按選民人數選出, 卻要受不是按選民人數選出的參院的制衡。選總統的選舉團則是眾院（民主）和參院（共和）的折衷。所以以選民人數算得票少的小布希才可能贏得票多的戈爾。美國另一個對抗民主的制度就是大法官制度。法官不是選舉的，而是總統任命的，而且實行終身制。當然總統的任命權受國會制衡，也難得有機會運用此任命權（有個空缺才有機會）。法官是可以對抗輿論的。有人說美國言論自由，但這不是絕對的。我在北大教書，就跟他們說，你們北大老是講民主和科學，現在應該講自由和共和。講民主往往就是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兩極衝突，這是很不穩定的， 統治階級占上風就是專制，被統治階級占上風就是革命，革命產生暴君，暴君又產生革命，這是很糟糕的事情。而共和強調權力制衡，任何一極都不能壓迫另一極，這樣社會才有可能保持持久的穩定和發展。 縱觀人類社會，好資本主義促進經濟的持續發展，而壞資本主義不能帶來長期成功的經濟發展，它的具體表現形式也是多種多樣的，我想就利用以下的篇幅對好、壞資本主義的諸多特徵及它們的區別作一個簡要的論述。 一、政府機會主義。早期英國的成功是一種共和制度、憲政制度的成功。有了這種制度才能限制當權者的機會主義。只有對政府的機會主義限制住了，經濟才能發展起來。這是英國發展起來的一個根本原因。這是好資本主義，即自由市場是以政治上沒有壟斷為基礎。法國大革命前是一種壞資本主義，即政治上專制，經濟有一定自由。在政治上是人治的。這種專制有些方面跟中國歷史上一些朝代很像。比如說它搞“薄賦輕徭”。薄賦輕徭是專制主義的一個特徵，因為如果一個政府不是民選的，它的合法性就存在問題，所以它不敢收太高的稅，否則人民會造反的。而一個共和政府不存在合法性問題，，所以它反而可能征很高的稅。所以當時英國和法國發展的一個重要區別就是，英國政府平均稅率比法國要高得多。但英國的稅法很公平。在法國有很多人是可以不交稅的，比如貴族等。這就象中國現在院士可以不交稅一樣。而在英國，任何人都要交稅。正因為稅法不公平，所以法國的平均稅率比英國低很多，它沒有能力搞大規模的公共事業。法國還有一點特別像中國，就是官商勾結。當時英國的官商關係叫做“建設性的衝突”，而法國就是官商勾結。所以英國當時的制度就是我們今天講的憲政經濟學、政治經濟學裏講的憲政。其中第一個特徵就是國王的財政和國家的財政是分開的。還有一個是當時英國執政黨的財政和國家的財政是分開的，執政黨在執政的時候不能從事營利性事業。臺灣是在80年代以後才逐漸實行國民黨的財政和國家的財政分開。最近政黨輪替後才實行執政黨不能從事營利性事業的制度。執政黨從事營利性事業實際上是違反憲政制度遊戲規則的，就是說遊戲規則的制訂者不能直接去比賽。打個比方說，分餅的人絕對不能先拿餅，不能有利益衝突。共和正體現了這種政府應該具有的公共性和中立性。 諾斯和溫格爾在一篇論文中提出一個觀點，就是英國工業革命的成功不是一個純粹的經濟現象，而是1688年光榮革命建立了上面說的這樣一套憲政遊戲規則。這樣政府的機會主義行為就被限制住了，人民的機會主義也就跟著減少了，所以工業革命才會在英國發生。機會主義也就是坑蒙拐騙，這在中國目前非常盛行。政府政策初一和十五不一樣，就是國家機會主義。只有在憲政制度下，政府“分餅”才能盡可能公平。比如說專利制度，它沒有公私之分，政府是完全中立的；還有自動註冊的制度，也就是保護私人企業剩餘權的制度。這些使得技術發明可以賺錢，從而大大推動了技術商業化和技術進步。有了這些，才會有工業革命。而當時法國老是強調政府的科技獎勵制度，就是由政府來判斷獎勵誰不獎勵誰，這阻礙了它的技術的商業化。最近我看到一些史料，中國現在史學界有一個公論，就是溫州的錢莊等民間機構在宋朝時就存在的，而不是制度創新。也就是說，中國早就存在“原始資本主義”了。現在很多史學界的人都說，如果沒有外國入侵，中國可能幾個世紀都不會進入工業資本主義社會。為什麼呢？工業資本主義需要技術上的發明，這就需要專利制度和對私人剩餘權利的保護（按照Mokyr的看法，英國工業革命中50%以上的新技術沒有獲得專利，他們是政府保護私人企業的剩餘權而創造出來的）。 二、收入分配不公。最近很多史學家有這樣一個公論，在18世紀的法國，由於收入分配不公，一般的人買不起很多產品，生產是為少數貴族階層服務的，這使得市場規模很狹小，從而生產成本很高，分工水平底，效率很低。而當時英國收入分配較公平，生產是為大眾服務的，所以市場規模大，成本低。所以收入分配不公是阻礙經濟發展的。有人說收入分配不公是發展中國家的必然現象，這個觀點是很值得反省的，因為這涉及到好資本主義和壞資本主義之分。同時收入分配和經濟發展也是互為因果的，就是說收入分配公平使得經濟發展快，經濟發展快又使得收入分配公平。這也是好資本主義的特點。 根據 Landes （1998），以及許多旅行者包括伏爾泰 (1726年-1729年期間流亡英國) 的記載，英國的收入分配比舊王朝的法國公平的多。因此Charles marquis de Biencourt 聲稱“英國人為普通人而不是為富人生產”（見Landes，1998，p222)。但是在法國舊王朝時期，政治壟斷產生了收入分配的無效率不公平。這樣，大多數的商品老百姓都買不起，同時大量的經濟生產能力被用來為精英集團生產奢侈品。這意味著，法國市場容量非常有限，由此產生了低水平的勞動分工和低的總合生產力。光榮革命後的英國和舊王朝時的法國在制度上的這種差別，產生了人均真實收入和國家財富的差別。這種差別是法國革命爆發的原因之一。Mantoux (1962, p. 419) 記錄了人們對這種差距的感受。 “當 Arthur Young 在法國時，正是法國革命的前夜。他發現，與法國民眾的悲慘和苦難的處境相比，他自己國家的人民的處境要好的多。在他的書中，每一頁都充滿了對英國所擁有的比法國和所有歐洲國家令人羡慕的優越的自豪感。” 根據Mokyr的估計， (1993, p. 45), 在1788年，英國的人均GNP比法國高出30% 。 還有南北美洲發展的對比。南美洲的資源很豐富，但一直處於發展中國家的地位，北美洲相對南美資源貧乏，卻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地區。諾斯將此歸結為三個方面原因。第一，北美地區實行地方自治，在英國治下，各州自治，稅收主要是用在地方發展。而南美洲宗主國只是把殖民地看作一個稅源，地方自治性很弱，所以就很難發展起來。第二，北美是一個新教國家，南美是天主教佔優勢，文化的差異導致了經濟發展的不同。第三，北美實行的是聯邦制，而南美實行單一制。這也涉及到“好資本主義”和“壞資本主義”的區分。壞資本主義除了官商勾結、政治壟斷等之外，一個最明顯的特點就是收入分配不公。南美的基尼係數是世界上最高的，達到0.6到0.7。 與北美洲的發展進行對比後，許多歷史學家將拉丁美洲令人失望的發展歷程歸結于拉美精英集團的政治壟斷。這種政治壟斷產生了低效率不公平的收入分配，並反過來進一步導致了市場容量的狹小和總合生產力的低下。（參見墨菲，Schleifer, 和Vishny,1989，以及他們的參考文獻， North, Summerhill和 Weingast, 2000關於北美和拉丁美洲發展經驗的比較）。 Murphy, Shleifer, 和Vishny指出，在18-19世紀的後期，美國的收入分配比英國公平，因此，美國的市場容量大於英國。La Porta, Lopez-de-Silanes, Shleifer, 和 Vishny (即將發表) 已經找到了這一現象的間接經驗證據。根據他們的所作的回歸分析，天主教和成文民法會對經濟增長產生負的影響，而新教和普通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正面的。拉丁美洲和其他壞資本主義存在的地區正是天主教統治和有助於政治壟斷產生的大陸法盛行的地區。(沒有羅馬的認可，天主教信徒不能發展天主教的支派。同時，大陸法是由政府制定的) 。而擁有好資本主義的國家 (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英國) 都是新教佔優勢和實行普通法的地區。而新教和普通法是不利於產生政治壟斷的。 (新教徒可以不經任何人的同意發展新教教派; 普通法是基於公平審訊中的訴訟案例由當事人訴訟產生的法律) 。歐洲大陸法盛行的地區在英美制度競爭壓力下，逐漸實行憲法司法制度，用憲法法庭制衡政府的立法權後，大陸法與普通法之間的差別縮小。 三、後發劣勢。後發劣勢跟壞資本主義也有很大關係。“後發劣勢”意思是說，落後國家由於發展比較遲，所以有很多東西可以模仿發達國家。模仿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模仿制度，另一種是模仿技術和工業化的模式。由於是後發國家，所以可以在沒有基礎制度（特別是政治制度）的情況下通過技術模仿實現快速發展。特別是落後國家模仿技術比較容易，模仿制度比較困難，因為要改革制度會觸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後國家會傾向於技術模仿。但是，這樣做的落後國家雖然可以在短期內取得非常好的發展，但是會給長期的發展留下許多隱患，甚至長期發展可能失敗。清朝的洋務運動是一個例子。日本政府是抱著當個好學生的態度模仿資本主義制度的。日本政府除早期人民完全不知道企業為何物時辦過少數'模範工廠'外，基本不搞國營企業。它很快賣掉'模範工廠'後，基本再不辦國營企業。政治制度也學西方，搞政黨自由和議會政治，只是不肯放棄天皇的實權。但是後搞洋務運動的中國，卻想在不改政治制度的條件下，用國有制(官辦)，合資企業(官商合辦)，承包制(官督商辦)，通過模仿技術來實現工業化。這在當時效果當然好過洋務運動前的中國經濟。但是這卻使國家機會主義制度化，政府與民爭利，既是遊戲規則制定者，又是裁判加球員，因此私人經濟無法生長起來。最有趣的是，洋務運動中由於政府堅持國營企業的主導地位，壟斷資源，很多私人企業就真的不如國營企業有競爭力。因此清朝的洋務運動產生了壞資本主義。 今天，我們都知道這種堅持官辦企業的制度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但是，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國，用國有制(官辦)，合資企業(官商合辦)，承包制(官督商辦)，通過模仿香港和臺灣的勞力密集產品出口導向新工業化模式及大量模仿西方新技術來實現工業化，很多鄉鎮企業也是相當於洋務運動中的官商合辦和官督商辦。這種極落後的制度，在今天卻被很多人說成是'制度創新'。雖然這種模式短期內相當成功，但是從俄國的教訓，我們可以看出，這種短期的成功，可能又是後發劣勢。它可能用技術模仿代替制度改革，產生壞資本主義。 四、政治壟斷。政治壟斷產生壞資本主義，一個地區的發展亦如此。許多歷史學家將西歐工業化和成功的經濟發展歸功於歐洲政治的不統一以及敵對的統治者之間的競爭，這打破了政治壟斷。這方面的最有名的當屬Baechler的觀察 (1976，p80) “資本主義擴張的根源，一方面在於同一文明內幾種政治力量的共存，另一方面，政治的多元性給經濟發展以自由。” Baechler (1976,pp. 78-79) 試圖解釋政治壟斷沒有在歐洲盛行的原因: “西方經歷政治多元化的原因是複雜的，…從這種發展中，我可以看到一種歷史奇跡，也就是說，一種極端不可能的歷史事件。所有的政治權力都趨向於絕對化，政治壟斷不能生存的話，一定是因為有一些限制它的因素在起作用。首先是教會的存在。因為教會的跨國性質很難被政府吸收。其次，是分權的封建制度下的社會精英, 他們不是為政府服務, 以及城市的發展和資產階級的成長。最後，是鄉村社區相對于國家的自治制度。在我看來，從十七世紀以來，在這一地區，英國模式對西方政治命運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 這一論斷得到了許多學者和歷史學家包括Hall (1987), Mokyr (1990), Jones (1981,pp. 226-35), Braudel (1984,pp.128-9), Weber ( 引自Macfarlane,1988,pp. 186-7), McNeill (1974), Laslett (1988,p.235), Hoffman 和 Norberg (1994), 以及 Landes (1998,p. 36)的贊同。McNeill(1974,p.125)指出，“現代歐洲早期的政治多元化，我認為，是根本的和與眾不同的原因。在現代火炮的威力面前，世界上其他一些文明地區的反應是鞏固和強化龐大皇權國家的中央權威，而中歐和西歐的地方君主國的反應，卻是更有意識地同他們的鄰居展開競爭，有時是通過和平的方式，但更多的是通過戰爭的方式展開競爭。這樣一種政治格局，就象風箱一樣,刺激了意識形態競爭之火，並使任何有利一國競爭優勢的技術革新之火花得以燎原。”Hoffman 和 Norberg (1994) 指出，“總之，在現代歐洲早期，所有的君主在實現他們的意願時，都不得不面對強大的障礙；不經過談判，磋商，有時甚至是賄賂，任何君主都不可能得到他的利益 ”(p.305) 。“不論他們有多麼自負，專制主義政體是不能隨意借錢或者徵稅的。只有具有強大的民意機關的政府才可能抽取巨額稅收，舉借大筆錢財。課稅和專制最終是矛盾的” 。“最後，自由是一個強國，一個強大而富有的國家產生的必要前提” (p.310)。Landes指出，“專制在歐洲也是大量存在的。但是這種專制被法律和領土分割削弱了。同時，在國家內部，中央(王權) 和地方封建主之間的權力分割也削弱了這種專制。分裂產生了競爭，而競爭有利於保護好的國民。如果不善待他們，他們會跑到別的地方去。統一的大帝國不害怕人們逃跑，例如中國，特別是當他們把自己定義為世界的中心時，人們會無處可逃。”好資本主義不但不讓政府侵犯私人財產和企業, 也不讓金錢操縱政治, 例如美國的反托拉斯法和對個人和公司政治捐款行為和數額的規制。而壞資本主義的另一特點就是金錢操縱政治。費正清認為，在十九世紀，統治精英的政治壟斷是中國落後的主要原因。“東方社會，在中央集權政府的組織下，官僚政治制度壟斷了幾乎所有大規模活動，諸如行政管理，軍事，宗教以及大規模經濟活動。因此，私人企業從來不可能在沒有官方庇護時發展。商人一直處在官方的控制之下，被作為官方的聯盟，其活動總是被官方利用或榨取，以滿足官員個人或政府的利益。”Etienne Balazs 指出，“商業交易總是受官方稅制以及管理的約束。政府對主要物品的壟斷，在古代，比如鹽和鐵，在近代，比如對茶，絲綢，煙草和火柴的壟斷，表明政府擁有無所顧忌的經濟特權。沒有任何商人階層被允許獨立地產生並侵犯這些特權。在實際中，政府對私人產權的藐視進一步強化了政府的經濟特權。這表明，官方的庇護和支援是大型商業企業發展的唯一途徑。這樣做的結果是形成一種商人和官員之間封閉的利益共同體。。。。總而言之，資本主義之所以沒有在中國發展起來，根源在於，獨立于地主紳士以及他們在官僚政治制度中的代言人的中國商業從來都沒有可能建立起來”。（Fairbank,1992, p.179）。Mokyr 也指出(1990,p.236): “引用Needham的話，中國一直是‘一黨專政的國家’ 。二千年來，它一直被‘儒家黨’ 所統治。在清朝時期，官僚體制壓制知識份子和政治異端的產生，儘管中國沒有歐洲那種極端的宗教迫害。與歐洲相比，中國不存在小公國或者城市-國家，而這正是有新思想的聰明人可以逃避的地方。” Elvin (1973) 指出，中國在宋朝時，商業資本主義和技術就很好地發展起來了。然而，由於政治壟斷和壞資本主義政治體制，它並沒有發展到成熟的工業化階段。楊(2002，ch. 1) 認為：“歐洲的這種多元化，保證了幾種文明和主權國家以接近平等的地位相互挑戰。相反，東亞的地緣政治結構卻保證了在西方文明入侵之前，中國文明的霸權地位。沒有其他的文明能與它抗衡。日本人，蒙古人和滿洲人在文化上被中國征服，不管他們是臣屬於中國還是統治中國。中國是一個大陸國家，它很容易贏得一場統一戰爭，但是內陸貿易卻是昂貴的。因此，直到日本的明治維新之前，在東亞，制度試驗的多樣性遠遠小於西歐”。 最近廖和楊小凱(Liu and Yang, 2001)用一般均衡模型證明了這個猜想。他們證明，在不存在政治壟斷的自由市場中，勞動分工的一般均衡水平和總合生產力高於存在政治壟斷的自由市場中的水平。壞資本主義有除政治之外所有商品的自由市場，但政府壟斷的部門沒有自由進入，雖然政府壟斷部門的服務可公開自由定價，或間接自由定價（貪污受賄）。政治壟斷使政府壟斷的部門的服務質次價高, 產生了收入分配無效率的不平等，政府壟斷的部門或與政府勾結的商人獲得大量壟斷利潤, 而其他部門受剝削而收入低, 因而限制市場容量的擴展，並有害於經濟發展。這種政府壟斷造成的狹小市場容量看起來就象經濟不景氣, 但這種經濟不景氣與好資本主義中的景氣迴圈性質完全不同。壟斷政治的利潤的常見形式就是貪污腐化。與不存在政治壟斷的自由市場相比，政治壟斷降低了商業化程度，市場一體化程度，生產集中程度，和可以被利用的內生比較優勢，以及職業和經濟結構的多樣化程度。 在英國光榮革命以前，這種自由進入障礙是以王室的許多壟斷特權為標誌的 (North, 1981, 和Morky, 1990, 1993) 。在中國1950-1990 期間，這種政治壟斷以自由進入政治和很多行業的障礙為基礎。政府對銀行部門，外貿部門，零售和批發商業以及其他三十多個部門壟斷，不准私人經營。呆板的許可證制度，政府對成立企業的審批制度，以及居民戶口登記制度等都是政府用來阻止人們自由進入有利可圖的行業的 (Sachs, Woo和楊，2001)。對反對派的政治迫害，也是執政黨阻止人們進入政治舞臺的一種顯而易見的壟斷行為。中國共產黨與其他政黨在憲法中地位不平等是中國的政治壟斷的特點。
Baechler, J. (1976),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Barr Cooper, Oxford, Black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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