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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邊際經濟學近期文獻綜述----在「電子商務與網路決策國際會議」上的發言(2001年7月) 摘要 此文對快速成長的分工網路超邊際分析文獻提供一個最新的評述並勾勒對該文獻的評審過程中對該文獻核心命題的主要挑戰。除評述基礎理論研究外,
此文還對此類文獻的應用理論研究和經驗研究進行評述, 並結合中國的情況分析全球化和加入WTO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 一、快速興起和發展的文獻 以威廉 配第（William Petty，1671, 1683）和亞當 斯密（Adam Smith，1776）為代表的古典主流經濟學的核心，是關於分工對經濟發展的意義。雖然古典主流經濟學家並不知道網路效應這個名詞，但斯密卻非常理解分工與專業化好處的網路效應特性。他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限於市場的大小"。用現代經濟學語言，這個定理就意味著，個體選擇其專業化水平的決策由分工的好處所決定，而後者又依賴於分工網路參與者的數目（市場的大小）。這就正象電話的使用，一部電話機的價值依賴於所有使用電話機的人的數量。Allyn Young (1928)將其發展為楊格定理，即不僅分工依賴於市場的大小，而且市場的大小也同樣依賴分工的水平。這種因果迴圈正是網路效應的一個共同特徵，就象一部電話的使用價值依賴於在使用的電話數量，同時電話的使用數量又依賴於每部電話的使用價值一樣。這種因果迴圈就是一般均衡概念和不動點定理的典型特徵。在通常的一般均衡模型中，最優需求和供給數量取決於市場價格，而均衡價格又取決於所有個體的數量決策。按照斯密和楊格的觀點，每個個體的專業化水平和模式的決策（或其是否參加分工網路的決策），取決於分工網路中參與者的數量；而參與者的數量，又取決於所有個體的專業化水平和模式的決策。因此，斯密－楊格定理揭示了一般均衡概念、不動點定理、網路效應和分工的內在關係。 正如楊小凱（Yang ，2001）所示，個體網路決策的超邊際分析對於分工網路效應的古典經濟思想是至關重要的。由Buchanan and Stubblebine (1962)提出的超邊際分析的概念，就是對每個角點解進行邊際分析，再在不同角點之間進行總的收益－成本分析。如果一個決策變數的最優值取其上限或下限值，則最優決策就是一個角點解。如果最優值取其上限和下限之間的值，則它就是一個內點解。形式上，超邊際分析同非線性規劃、混合整數規劃、動態規劃、控制論，以及其他非古典數學規劃有關，而邊際分析則同局限于內點解的古典數學規劃有關。 一個大學新生的第一步決策是選擇專業。如果她選擇經濟學作為自己的專業，則她就不會去上化學和物理課，但她會選擇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我們稱這樣一個決策為超邊際決策，因為當這個學生在不同的專業之間轉換時，決策變數的值就非連續地在零和內點值之間進行跳躍。超邊際分析是一種關於"是"或"否"的決策。它也被稱作網路決策，因為它決定哪種專業（或職業）和哪一類人（一個特定專業中的專業化的老師和學生）相聯通，同哪一類人不相聯通。當她對某一專業說"是"而對其他專業說"否"時，她就會將她有限的時間在她說"是"的專業進行分配。這種對一個給定專業（或職業）進行資源分配的決策被稱為邊際決策，因為標準的邊際分析適應於這類決策。邊際決策是在一個人已經選擇一個"是－否"模式後關於多少的決策。一所大學中所有學生選擇專業的總合結果，就產生了學生在不同專業和研究方向上的分工，它同社會中的分工網路模式類似。所有關於超邊際決策（或關於任意一對參與者是否相聯通）的資訊，被稱為"組織的拓撲性質"，它可以由一個由頂（或節點、點）和邊（或線、曲線）組成的圖來代表。所有關於資源分配邊際決策的資訊都同商品流量大小有關，它是組織的非拓撲性質，且能由代表經濟組織的圖中的邊之粗細來表示。因此，一個由不同粗細的線條表示的代表經濟組織的有向圖，就可以用來描述一個經濟組織的所有拓撲和非拓撲性質。 但是，當Alfred Marshall (1890)在19世紀末試圖用數學框架將古典經濟學形式化時，他還不知道超邊際分析。他做了一個純消費者決策和純廠商決策截然兩分的假定，以避免對角點解的超邊際分析。在新古典的框架內，每個純消費者必須從市場上購買所有的產品，而且不能選擇其自給水平，也不能選擇專業化水平。正如楊小凱（Yang, 2001, introductory chapter)所示，在新古典兩分法的假定下，一個經濟組織均衡的拓撲性質不可能有嚴格定義。因此，經濟學關注的焦點，就從分工網路效應的超邊際分析和經濟組織的拓撲性質，轉移到資源分配的邊際分析和經濟組織的非拓撲性質。用現代經濟學語言而言，古典經濟學主要關注價格制度如何傳遞關於經濟組織的拓撲和非拓撲性質資訊上的功能。它更加注重價格制度在傳遞拓撲性質的資訊（分工水平和市場的大小）上的功能，而不是在傳遞非拓撲性質的資訊（資源分配）上的功能。但是，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則完全被後一個功能所佔據。 1950年代以來，經濟學家將超邊際分析應用於各種決策問題。但是，很多經濟學家仍然遵循馬歇爾關於純消費者和廠商截然兩分的假定。在這個假定下，角點解是一個例外，而內點解則是一個通例；並且，經濟組織的均衡拓撲性質不能嚴格定義。因此，直到1970年代，超邊際分析對研究分工網路效果對經濟發展的含義一直都無用武之地。在分工網路效果分析的新文獻中，文定理（Wen theorem，1998）證明，如果採用一個斯密框架，則內點解就決不可能是最優，此時角點解就成為一個通例，而不象在純消費者與外生給定的廠商截然兩分情況下，成為一個例外。因此，對於揭示分工網路效應的含義，邊際分析就不夠，超邊際分析則成為必需。 1970年代末，一般遞增報酬和分工網路效應的文獻開始出現。1990年代，此類文獻的基礎理論、應用理論和經驗研究開始快速發展。楊小凱和黃有光的《專業化與經濟組織》（Yang and Ng (1993)）涵蓋了此類文獻的很多早期模型。楊小凱和劉淑香（Yang and Ng (1998)）做了一個文獻綜述。2001年，楊小凱（Yang，2001）又對快速發展的文獻做了一個更新的評述。此類文獻中的模型有如下三個特徵。 第一，每個決策者都是一個消費者－生產者，他們用邊際分析對每個貿易模式計算資源分配，然後用總成本－收益分析法來從眾多的角點解中選擇最優的貿易模式和專業化水平。這兩步決策程式，就被稱為超邊際分析。最優決策總是一個角點解，而內點解決不可能是最優。如果每個人都事前相同，則分工之於總合生產力的正網路效果，就能作為人們選擇不同專業化模式決策的一個結果，以及因個體（局部）專業化遞增報酬的存在而內生地出現。如果他們是事前不同的，則分工之於總合生產力的正網路效果，就甚至可能在沒有規模經濟的情況下出現。 第二，生產函數是對每個消費者－生產者設定的，且代表每個人對所有可能的生產活動邊幹邊學的能力。因此，當一個人出賣其勞動時，就是一個出賣其生產函數的過程。這意味著，一個雇主不能簡單地將雇員的勞動彙集到他自己的生產函數裏來。只能是，一個企業的生產函數是所有雇員和雇主的生產函數的一個組合。在一定程度上，這種設定生產函數的方法類似於貿易理論的分析框架。但差別是，在貿易理論中，國家之間（或在不同類型的個體之間）的勞動貿易是不被允許的。但是，在內生專業化的文獻中，雇傭勞動是允許的，雖然它雇傭的是生產函數。這樣設定生產條件的含義是，即使所有人的生產函數是凸的，總合生產集合仍有可能是非凸的。因此，在內生專業化的模型中，新古典經濟學中的強的總合結果（一個中央計畫者將所有企業總利潤最大化等同於所有個別企業將其利潤最大化的加總結果）和邊際成本定價法則就不再成立。在內生專業化的文獻中，在個體做出決策之前，沒有企業存在。只有當個體決定去選擇一個高的分工水平，並且用勞動市場來協調最終產品和中間產品之間的分工時，企業制度才會出現。只有當個體選擇勞動市場來協調分工時，企業生產函數才能作為個體生產函數的組合而事後出現。這類模型就將楊格（Young's idea (1928, p. 539)）的如下思想形式化了，"僅僅通過觀察一個單獨企業或一個特別行業的規模變化的效果，是不能發現遞增報酬的實現機制的，因為行業累進的分工和專業化才是遞增報酬實現過程中至關重要的部分。這就要求，將整個行業視作一個相互關聯的整體。"用現代經濟學語言表述，這個"相互關聯的整體"就是一個分工網路。因此，一般遞增報酬和分工的網路效果，是同一個競爭性的市場相容的。在專業化文獻中，有幾篇論文證明，由於分工經濟和交易費用的兩難衝突，帕累托最優效用邊界可能不同於生產可能性邊界。同樣，在競爭性均衡中，邊際成本定價法則也不再成立。此類文獻的這個特徵，使它區別於所有有規模經濟的模型。 第三，交易費用對均衡的分工網路大小有著重要的含義。隨著單位交易費用係數下降，均衡的分工網路規模會擴大，總合生產力和社會福利會提高，而總交易費用也會提高。這就使得批評交易費用是同義反復的觀點不再有立足之地。 二、對分工網路進行超邊際分析的文獻的理論基礎 三篇論文（Sun, Yang, and Zhou, 1998, Sun, Yang, and Yao, 1999, and Sun, 1999）建立起了有非人格網路決策和內生分工結構的非常抽象的一般均衡模型的存在性定理、第一福利定理，以及核和均衡集等價定理。這些論文用加權有向圖描述分工網路和資源分配。他們證明，一般遞增報酬就是分工網路效果，它在沒有企業規模經濟的條件下也會存在。網路效應由非人格的網路決策產生，它同競爭性市場是相容的。市場最重要的功能是協調個體的非人格網路決策，並利用分工的網路效果。這幾篇論文將Hildenbrand's (1974)有局部遞增報酬的大規模經濟的方法用來綜合阿羅－德布魯（Arrow-Debreu）的資源分配模型以及近期的策略性網路決策文獻（Katz and Shapiro, 1986, Jackson and Wolinsky, 1996, and Duttan and Mutuswami, 1997）。前者集中關注商品數量和價格之間的交互作用，後者則集中關注網路決策，不關心數量、價格和網路決策之間的交互作用。 這三篇論文揭示了數量（組織的非拓撲性質）、價格和組織的拓撲性質（諸如聯通性、市場一體化，以及核心和週邊間的不對稱性的程度）這些相互依賴的變數是如何同時決定的一般均衡機制。它們證明，當人們能夠進行超邊際分析時，市場中的均衡分工模式就是帕累托最優，即使有分工的網路效果、生產中的局部遞增報酬，以及交易費用的存在也是如此。這些結果就建立起了這樣一個命題，即價格機制不僅能傳遞所有關於經濟組織的非拓撲性質的資訊（消費和生產的數量或資源分配），而且能傳遞所有關於經濟組織的拓撲性質的資訊。這幾篇論文令人滿意地回答了1990年代早期來自審稿人的批評，即分工的網路效果和遞增報酬同競爭性的市場不相容。這種批評是此類文獻不能起飛的一個主要障礙。1990年代末，在主要的純理論研究界就不再有此類批評的聲音。但是, 這些定理的證明都用到一個很不現實的假定, 即決策人集合是一個連續統。去掉這個假定, 我們很容易找到均衡不存在的反例。姚順天正在考慮放鬆這個假定, 用對策論和議價模型研究這類模型。其中整數問題產生的均衡失業是個極有趣的題目。 孫廣振、楊小凱和姚順天的論文（Sun, Yang, and Yao，1999)是第一篇針對一個非常抽象的、有內生分工結構和事前相同消費者－生產者的一般均衡模型建立起存在性定理和第一福利定理的論文。孫廣振、楊小凱和周林的論文（Sun, Yang, and Zhou，1998），則針對一個有事前不同的消費者－生產者的非常抽象的模型，建立了存在性定理和第一、第二福利定理。這篇論文同時允許不變報酬和遞增報酬存在，並且運用測度理論，孫廣振、楊小凱和姚順天的存在性定理則不需要測度理論來證明。但是，在這兩篇論文的模型中，不存在中間商品。孫廣振（Sun，1999)則用一類有事前不同消費者－生產者以及有消費品和中間產品的一般均衡模型，建立起了第一個這類模型的存在性定理。他正在對允許交易勞動和企業制度的模型建立存在性定理。 楊小凱和姚順天（Yang and Yao，2001)發展了瓦爾拉斯序貫均衡的概念，將社會的和內生的不確定性、有限理性和企業家發現等基本概念形式化。它預見，通過對有效的和無效的分工網路模式的社會序貫試驗，社會能夠逐漸地獲得對全社會有用的組織資訊。這個試驗過程是分散的，且基於個體有限理性。在這個過程中，雖然所有參與者都通過價格逐漸地獲得抽象的組織資訊，但每個人都不知道其他人的情況。這篇論文證明了對一類很一般的嚴格定義的瓦爾拉斯序貫均衡模型的均衡存在性定理，並且避免了在個體有限理性出現時的遞迴矛盾。這種基礎理論研究證明，在一個瓦爾拉斯序貫均衡模型中，其資訊不對稱要遠遠大於任何有不完全資訊的對策論模型。正如（Aumann，1997, p. 8）指出的，有不完全資訊和資訊不對稱的對策論模型以超級理性為基礎，而不是有限理性。楊小凱和姚順天的論文（Yang and Yao，2001），提供了一個研究個體有限理性有可能產生出社會理性的新方法。 另外一個對於操作此類文獻中的應用理論模型至關重要的定理則是文定理（Wen, 1998）。它聲稱，每個消費者－生產者決不買賣同種商品，決不生產和買同種商品，並且最多只賣一種產品。如果沒有這個定理，則可能的角點解組合和市場結構的數目，就會多到無法處理。文定理大大減少了可能成為最優決策的角點解的數目。但是，對於有固定學習成本的線性生產函數，文定理可能不成立。最近，姚順天將文定理擴展為廣義文定理（Yao, forthcoming, see also Yang, 2001, chapter 13）。它聲稱，雖然賣多於兩種商品的情形是可能的，但最優決策能夠在最多只賣一種商品時獲得。 李楚林和孫廣振（Li and Sun，1998)證明了幾個測度分工水平和分工經濟的定理。他們證明，分工水平可以由社會上所有個人的勞動分配矩陣的譜來定義, 這個譜就是勞動分配矩陣的特徵根, 因此分工經濟需要用很多變數才能嚴格定義，分工經濟也不能由單個企業的規模經濟來定義。 姚順天正在證明一組有內生分工網路模式的一般動態均衡模型的存在性定理，這些模型由楊小凱和博蘭（Yang and Borland，1991）、文玫（Wen，1997）和張俊喜（Zhang，1997）發展。 三、應用理論研究 在上述一般遞增報酬和分工網路效果超邊際分析的理論基礎之上，發展出了很多應用理論文章。它們揭示了這種新框架對於下列領域的意義：貿易理論（Cheng, Sachs, Yang, 2000a, b, Yang, 1994, 1996, G. Li，2001, D. Yang，2001, Cheng, Liu, and Yang, 2000, Ng. S, 1995, Yang, and Zhang, 1999, 2000）、增長理論（Borland and Yang, 1995, Yang and Borland, 1991, Wen, 1997, Zhang, 1997)、發展經濟學（Sachs and Yang, 2001, Sachs, Yang, and Zhang, 2002, Yang and Shi, 1992, Shi and Yang, 1995)、內生外部性、公共產品和內生交易費用理論（Chu, 1997, Chu and Wang, 1998, Lio, 1997, 1998, Y-K. Ng and S. Ng 2001a, b, Yang, 2000a, Yang and Yeh, 2002, Fang and Zhu, 1999, Ng and Yang, 2000, Yang and Zhao, 2000, Liu and Yang, 2001）、企業和合約理論（Yang and Ng, 1995, Liu and Yang, 2000, Yang and Yeh, 2002, Yang 2000b, Sun, 2000）、交易費用經濟學（Yang, 1991, 1996, Lio, 1996, 1998）、產權經濟學（Yang and Wills, 1990, Lio, 1998）、電子商務和互聯網經濟學（Li, 2001）、國家經濟學（Li, 2001 and Liu and Yang, 2001)、貨幣理論（Cheng, 1998, 1999, Yang and Ng, 1993）、資本和投資理論（Yang, 1999, Yang and Borland, 1991, Wen, 1997）、城市化理論（Yang and Rice, 1994, Sun and Yang, 2000）、工業化理論（Shi and Yang, 1995, and Sun and Lio, 1996）、景氣迴圈理論（Yang and Ng, 1993 ch. 18, Du, forthcoming）、保險理論（Lio, 1998）、有限理性理論（Ng and Yang, 1997, Zhao, 1999)和層級理論（Shi and Yang, 1998, Yang, 2001, ch.20）。 這些論文關注的重心在於交易效率產生的效果，以及分工網路的大小與經濟組織的拓撲性質、價格和資源分配之間的交互作用，而交易效率又受企業制度、交易和合約的層級結構、貨幣、政府制度、機會主義（同道德風險、逆向選擇、欺騙、偷搶和關稅等有關）、城市化、保險、產權和所有權結構、捆綁銷售的影響。例如，這些模型中一般均衡的超邊際比較靜態分析顯示，隨著交易效率和生產條件的參數值在不同參數區間進行轉換（這些區間分別對應於不同的分工、交易、產權、合約等結構），一般均衡就會在這些結構之間非連續地跳躍，導致分工水平、貨幣制度、貿易模式、產權結構、交易、合約和制度等的內生變化。交易費用在收入中的份額，則可能會隨著貨幣的出現、交易效率的改進，以及分工的演進（導致生產力進步）而提高。儘管分工網路的擴張會帶來生產力和市場一體化程度的提高，但也可能會使分工網路總的可靠程度下降，分工協調失敗的總合風險可能會提高。此類文獻中的幾個動態模型揭示了分工、交易效率、貿易品數目、可用商品數目、人均收入、最優政府稅率、政府收入大小和市場一體化是如何同時自發（或曰內生）演進的。 由於此類文獻中早期的應用理論研究已在楊小凱和黃有光（Yang and Y-K. Ng ，1993）、楊小凱和劉淑香（Yang and S. Ng，1998）以及楊小凱（Yang，2001)中做過評述，我這裏只是介紹最新的文獻發展。 貿易理論的超邊際分析：薩克斯、楊小凱和張定勝最新的論文(Sachs, Yang and Zhang, 2001)將交易效率和生產函數在國家之間的差別引入DS模型，並證明在這種有規模經濟和壟斷競爭的一般均衡模型中，隨著交易效率的改進，兩國生產的資本品種類數會越來越多，因此最終消費品的資本密集度會上升。但若一國人口相對另一國較多（勞力較多），則此國有可能也生產很多資本品(資本較多)，而且即使此國勞力與資本比率仍比他國高，此國仍可能進口勞力相對密集的消費品和出口資本密集的消費品。嚴格而言，資本密集、勞力密集這類概念對有遞增報酬和內生資本品種類數的模型變得沒什麼意義了。因此測度資本密集或勞力密集程度的資料也變成沒有什麼意義了。正象牛頓力學產生後，過去物理學中的'剛性'，'本質'等概念都被人們所拋棄一樣。如果一定要套用傳統的概念，上述薩克斯－楊小凱－張定勝模型證明，一國有可能出口有外生技術比較劣勢的產品。這是因為這個有遞增報酬的模型可以產生所謂內生比較優勢。只要這內生比較優勢 超過外生比較劣勢，一國就有可能出口外生比較劣勢的產品。所謂內生比較或絕對優勢是指如果每個國家選擇專業生產某種產品，它可以內生地創造出原來沒有的比較和絕對優勢。這種內生比較和絕對優勢有可能在天生生產條件完全相同的國家之間產生。換言之，內生絕對優勢有可能在外生比較優勢不存在時出現。這個模型還引進了交易效率比較優勢概念，它由一國各種產品交易效率相對比值與他國同類的相對比值的差別定義。在A國有生產x的外生比較劣勢和內生比較劣勢時，如果A國有極大的出口x進口其他產品的交易效率優勢，則此國還有可能出口在生產中有內生和外生比較劣勢的產品。每個國家都會儘量充分利用外生內生的生產和交易效率的綜合比較優勢，而避免貿易有交易效率比較劣勢的產品。當這些比較優勢之間有衝突時（例如，一國有出口X的生產中的外生比較劣勢，以及內生比較優勢或交易效率中的比較優勢），此國是進口X還是出口X就由前者是否超過後者而定。 以實際經驗而言，中國這類資本相對稀少的國家也出了象'遠大'這類私人企業，向世界市場大量出口資本密集的中央空調機。以日本的經驗而言，1950 年代日本生產汽車的相對成本無法與美國競爭，日本政府認為日本沒有出口汽車的外生比較優勢，並制定了限制汽車工業的產業政策。但由於美國軍管當局為日本建立了憲政秩序，最後的決定權在私人企業手中，所以市場拒絕了日本政府的產業政策，使日本創造了出口汽車的內生(又曰後天)比較優勢，成了出口汽車的大國。這些例子都說明，經濟發展的關鍵應該是讓私人企業和市場決定出口什麼，進口什麼，不能由政府去刻意追求外生或內生比較優勢。南韓最近提供了用政府產業政策追求由遞增報酬所產生的內生比較優勢的失敗例子。政府操縱銀行系統，鼓勵向大公司和內生比較優勢明顯的產 業投資，結果導致金融危機，至今沒完全恢復元氣。 中國最近也有兩種觀點，一種是強調利用外生比較利益而無視內生比較利益，而且不講明怎樣利用比較優勢(是用政府產業政策還是由私人企業和市場自發地利用之);而另一類則強調遞增報酬及有關的內生比較優勢，並鼓吹政府用產業政策和保護關稅來利用內生比較優勢。 這兩種觀點都是不可取的。有人指出，美國發展早期就是用保護關稅加快國內工業比較優勢的積累，但他們卻不提香港用自由貿易可以取得更好的發展績效。世界銀行經常用如下言語否定這種論調，'儘管美國早期採取了保護關稅，它仍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發展績效'。此處'儘管'一詞意味著，如果沒有保護關稅，美國的早期經濟發展可能會更好。因此保護關稅並不是好績效的原因。 但是，既然保護關稅對經濟發展並沒有好處，為什麼很多國家在發展的早期都採用了這種政策呢？成文利、薩克斯、楊小凱(Cheng, Sachs and Yang, 2000b)最近將超邊際分析用到李嘉圖模型，提供了對這種現象的一種政治經濟學解釋。他們的模型證明，當交易效率從低向高變化時，一般均衡會從完全自給自足非連續地跳到不完全分工。不完全分工意味著交易效率較低的國家分工水平比交易效率高的國家要低。此落後國的國內相對價格就是國際市場相對價格。因此落後國的人均收入與自給自足時相同，即貿易和分工的好處完全被發達國獨佔，而落後國得不到多少好處。這時落後國就有意願通過關稅來改變貿易品的相對價格，因此而得到較多貿易好處。而發達國卻傾向于單方面的自由貿易政策，因為關稅只會使進口品更貴而減少本國福利。但是，如果交易效率進一步改進，則一般均衡會非連續地跳到兩國分工水平都很高的狀態。這時貿易品相對價格都不由任一國國內生產條件決定，而由兩國的生產條件和消費偏好共同決定。這時每國都可以用增加關稅來從對方爭得更多的分工好處，因此關稅戰有可能使貿易的好處完全消耗。這時，兩國都有意願參加納什關稅談判，而納什關稅談判的結果是雙邊自由貿易。 因此，這個模型既解釋了經濟發展的過渡期時的二元結構：發達國追求單方面的自由貿易、落後國追求單方面的保護關稅、納什關稅談判不可能實現，也解釋了經濟發展的成熟期通過多邊關稅談判取得多邊自由貿易的局面。它也解釋了英國十七世紀從推行保護關稅的重商主義向單方面自由貿易政策的轉變，這種轉變與當代發展中國家從單方面保護關稅轉向多邊關稅談判，並導致多邊自由貿易的局面有異曲同工之效。有意思的是，自由貿易並不能由看不見的手達 致，而要通過政府之間的多邊關稅談判達到。而在過渡期，落後國有兩種方法改進其地位。一種是搞保護關稅，在整個餅變小的情況下減少發達國從貿易中得到的好處，因而增加本國得到的好處。一種是提高交易效率，使分工水平提高，然後通過關稅談判達至多邊自由貿易，把餅做大，自己也得到更多好處。 有趣的是，如果用超邊際分析將李嘉圖模型由兩個國家、兩種商品擴展到三個國家、兩種商品的情形，則我們會看到，其中一個國家同其他國家相比也存在著比較優勢，但也可能被排除在國際貿易之外（Cheng, Sachs and Yang, 2000b）。假定這三個國家的交易效率各不相同，A國和C國的交易效率高於B國。這樣，一個國家如果同其他兩個國家相比，在任何單個商品上都沒有同時對另兩個國家的技術比較優勢，或者交易效率很低，則這個國家可能會被排除在國際貿易之外。具體而言，假定A國在生產糧食上比B國和C國都有比較優勢，C國在生產衣物上比A國和B國都有比較優勢，B國在任何商品的生產上都只較其中一國有比較優勢，比如，它在生產糧食上比C國有比較優勢，但是它卻比A國有比較劣勢；在生產衣物上比A國有比較優勢，但卻比C國有比較劣勢。結果是，B國可能被排除在國際貿易之外。 這個模型有著很強的解釋力，它能調和近來關於一個國家究竟是實行自由貿易還是提高國際競爭力更為重要的爭論。克魯格曼（Krugman, 1994）認為，一個國家應該致力於促進自由貿易，而強調國際競爭力的做法將是一個"危險的迷途"。薩克斯等人（Sachs, 1996a,b）則相反，他們強調，國際競爭力對改善一個國家的福利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果以一個國家的交易效率來衡量國際競爭力的話，那麼上述模型就證實了競爭力的重要性。也就是說，僅僅具有比較優勢並不是得到貿易好處的充分條件。一個國家即使對另一個國家有比較優勢，但是如果其交易效率很低，或對其他潛在的貿易夥伴並不都具有比較優勢的話，它將被排除在貿易之外。比如，中國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就正遇到來自其他發展中國家越來越強的競爭。同時，該模型也支援克魯格曼的觀點，一個國家應致力於促進自由貿易並提高交易效率。在該模型中，促進自由貿易可以通過削減關稅和非關稅壁壘，以及提高交易效率來實現。如果交易效率特別低，則不會有貿易發生，此時無論是絕對優勢還是比較優勢都無用武之地。通過貿易自由化政策可以提高交易效率，能夠使一般均衡從低分工水平非連續地跳到高分工水平。所以，新興古典超邊際分析甚至比邊際分析更支持自由貿易政策。國際競爭力和自由貿易都是提高一個國家福利的重要因素。克魯格曼之所以強調貿易自由化而不強調提高國際競爭力，一個重要原因是，後者常被用來作為妨礙自由貿易的藉口。 張定勝（2000）將內生比較利益引進這類李嘉圖模型，將路易斯早期的二元經濟思想大大發揚了。路易斯1950年代提出二元經濟現象是從完全自給自足的社會發展到完全商業化社會的過渡期中，一個社會中部分人捲入商業化和分工，而另一部分人卻仍在自給自足狀況。因此，二元經濟不是工業和農業之間的二元，而是商業化部門和非商業化部門的二元。但路易斯不知道超邊際分析，而超邊際分析是將其原創性思想數學化的關鍵。所以路易斯只好退而求其次，用邊際分析研究工業-農業二元結構。張定勝用超邊際分析證明，當交易效率極低時，所有國家都在非商業化的自給自足狀態。 如果A國交易效率改進，B國交易效率仍低，則A國出現國內分工和貿易，而B國仍處於自給自足狀況。當B國交易效率稍微改進，使得部分居民可以捲入國際貿易，但這微小改進不足以將所有居民捲入國際分工，所以部分居民仍在自給自足狀態。這就形成了一國內有兩部分人，一部分人（比如沿海大城市的居民）與外國貿易，生產力較高，大部分收入來自市場，而另一部分人自給自足，沒有來自市場的收入，生產力低，看起來象潛在失業或不充分就業(Underemployment)。由於這種二元經濟的存在，貿易條件對 B 國不利，大部分國際貿易的好處被A國獲取。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度在這兩類二元經濟中相對於自給自足上升。隨著兩國交易效率的進一步改進，A，B 二國都完全捲入國際和國內分工，所有人的生產活動完全商業化，二元經濟消失，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度下降。張定勝還證明，二元經濟消失時，欠發達國家變成發達國，這時欠發達國的國際貿易條件有可能惡化，但其從分工得到的好處及人均真實收入卻會上升。最近的經驗證據(Sen,1998)說明，新加坡和泰國的國際貿易條件不斷惡化(出口品相對進口品越來越便宜)，但二國的人均真實收入卻不斷上 升。張定勝 用超邊際分 析論證道，以前說貿易條件惡化會使人均收入下降是因為只用了邊際 分析。如果用超邊際分析，當分工網路擴大時，全社會總生產力增加，只要這種正面的網路效果超過貿易條件惡化的負 面效果則貿易條件惡化和從分工和貿易得到的好處增加可以同時發生。正象電腦行業由於分工加深，生產力上升，儘管電腦相對於其他商品價格不斷下降(貿易條件惡化)，但電腦行業不斷擴張，收益不斷增加。 張定勝還證明，在一個既有外生又有內生比較利益的模型中，當先天條件不同的人先後在不同時間捲入越來越高的分工水平時，收入分配不平等度會發生非單調的波動。當一部分人的專業化水平上升，而另一部分人還在自給自足狀態時，不平等度上升，但落後的人們隨交易效率改進也捲入分工時，不平等度下降。而當交易條件較好的人們在交易效率進一步改進時選擇更高的分工水平時，他們與落後的人們之間的收入差距又會擴大，而當落後的人們又趕上來時，收入差距又會縮小。這種收入分配不平等度不斷波動的理論與以前兩種相關理論不同。這兩種理論中一種認為收入分配不平等對經濟發展有正面影響，而另一種認為有負面影響。
而張定勝的波動 理論說明收入分配不平等度與人均收入之間的關係有時為正，有時為負。最近的經驗資料(Deininger and Squire,1996)
證明隨著人均收入的上升。收入分配不平等度是不斷波動的。劉孟俊（Liu, 2001，又見Cheng, Liu and Yang, 2000）將這種模型發展到有中間產品的情形，可以用來解釋國際貿易、經濟發展、落後國的產業升級等現象。他與張定勝分別獨立地用超邊際分析證明，成文利，薩克斯，和楊小凱關於關稅政策與分工水平的理論，在既有內生又有外生比較利益的模型中同樣成立。 這些研究證明與傳統四大貿易命題(赫克歇爾－俄林, Hecksche-Ohlin, 定理， 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斯托普爾和薩繆爾森Stolper and Samuelson定理,和魯賓辛斯基, Rybczynski, 定理）有關的貿易量、價格及資源稟賦之間的關係不可能有什麼一般規律，一些特定規律只在特定模型的特定參數範圍內成立。另一方面，雖然不可能有一般規律，但是最有普適性的一般均衡比較靜態規律是交易效率改進對一般均衡分工網路規模的正面影響。這一規律雖然也可以找到反例，但卻是最不易找到反例的。由於分工網路模式與經濟組織的拓撲性質有關，而產品數量、資源存量及貿易流量是經濟組織的非拓撲性質，所以適用性最廣的規律應是與經濟組織拓撲性質有關的規律，正如分子生物學中基因結構的拓撲性質是比分子中原子排列的幾何特性（非拓撲性質）更根本的決定物種變化規律的因素一樣。 在楊小凱（Yang, 1991, 1996）的內生貿易模型中，每個人的天生條件可能相同，人們之間不一定有與生俱來的差別，即可能不存在外生比較優勢。人們喜好多樣化消費，專業化生產能帶來高效率，但卻會增加交易次數。這就產生了一對兩難衝突：如果利用專業化經濟，生產效率肯定會提高，但是它卻帶來了交易費用的增加。這種兩難衝突的結果，會產生最優分工水平。這種分工經濟當然是以內生比較利益為基礎的。當人們專于不同行業時，他們就會通過專業化而內生地（或後天地）獲得比外行高的生產率。內生分工與專業化的貿易模型產生了如下命題：隨著交易效率不斷改進，勞動分工演進會發生，而經濟發展、貿易和市場結構變化現象都是這個演進過程的不同側面。伴隨著分工的演進，每個人的專業化水平、生產率、貿易依存度、商業化程度、內生比較利益、生產集中度、市場一體化程度、經濟結構多樣化程度、貿易品種類及相關市場個數都會增加，而同時自給自足率下降。 新興古典貿易理論的發展，為國內貿易和國際貿易提供了一個統一的理論內核。傳統貿易理論認為，國際貿易起因于國與國之間的外生比較優勢和資源稟賦差別等原因。按照這種理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具有各自不同的生產和稟賦條件，它們之間應該比具有相同生產條件的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量更大。但是，實際上，發達國家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量，要遠遠小於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量。這就是有名的林達貿易模式（Linder
pattern of trade）。這種現象產生的真正原因在於，發展中國家的交易效率要比發達國家低。根據內生分工與專業化的貿易理論，交易效率的提高會擴大市場容量，促進市場一體化，相互分割的局部市場將逐漸發展成一體化的市場。這時候，一個大的市場就為折衷分工好處與交易費用之間的兩難衝突提供了更大餘地。所以，國際貿易是國內貿易發展的結果，其市場容量取決於交易效率的高低。國際貿易之所以一般在國內貿易之後發展起來，是因為同國內貿易相比，國際貿易往往有一些額外的費用。比如，國與國之間的關稅、運輸距離、通關檢查、簽證及其它手續費。這些使得國際貿易比國內貿易平均而言交易費用更高。 對外部性、公共品和內生交易費用的超邊際分析：Chu and Wang (1998), Y-K. Ng and S. Ng 2001a, b, and Ng and Yang (2000) 將外部性引入到了內生專業化的模型中，以揭示外部性對市場範圍和分工網路大小的影響。楊小凱（Yang，2000), 楊小凱和葉永南 (Yang and Yeh, 2002) 則將道德風險引入內生專業化的模型中，以研究道德風險導致的內生交易費用對市場範圍和分工網路大小的影響。他們證明, 當外生單位交易費用下降時, 內生交易費用、總合生產力，每人工作努力程度, 以及一國之財富，會隨著分工演進而同時提高。楊小凱和趙益民（Yang and Zhao，2000)用幾個對策論模型，研究由討價還價和分工網路規模引起的內生和外生交易費用之間的交互作用對分工網路規模的影響。所有這些模型都預見，內生交易費用、總合生產力，以及一國之財富，會隨著分工演進而同時提高。 楊小凱（Yang，2000)吸收了馬斯金（Maskin）、米爾格龍（Milgrom）和霍姆斯特朗（Homstrom）近期對哈特（Hart）不完全合約理論的批評。他將雙邊道德風險引入到了內生專業化和企業制度的楊－黃模型中。這個模型通過吸收馬斯金批評中的技術實質，避免了格羅斯曼－哈特－摩爾（Grossman-Hart-Moore）模型中邏輯上的矛盾。這個矛盾是:
模型假定, 個人用動態規劃最大化預期效用時, 知道所有隨機狀態, 但模型卻又假定決策者因交易費用太高而不知道所有隨機狀態, 因此不可能寫下相機和約,
而需要不完全和約.本文中的模型通過吸納Maskin，Tirole，Holmstrom和Milgrom對不完全合約的批評來支援GHM模型的精神。它證明，在不存在無限相機狀態不可描述性和再談判的情況下，如果將道德風險與產品和勞動力的監控或測度成本之間的兩難衝突引入GHM模型的一般均衡形式，GHM模型的精神依然保存。在GHM擴展模型中，是不同產品和要素的相對測度成本在起作用，而不是書寫合約時可能發生的昂貴絕對成本在起作用。它顯示，當一種活動可能涉及極高測度成本和相連道德風險時，相機不完全勞動合約能用於避免對這種活動的投入與產出進行直接定價和營銷，同時通過勞動分工展開這種活動。勞動合約可能沒明確規定雇員應該做什麼，它要求要雇員做什麼雇員就得做什麼，因而它是不完全合約。對雇員生產的任何東西的事前特別規定的所有權和對剩餘收入的索取與決策權的不對稱，加上對公司名稱(企業特定資產)的排他權，是對那些知識資產間接定價的十分精到的方法。那些知識資產，如管理秘訣，過於無形，即便通過專利法，也不好直接定價。這樣，相機不完全勞動合約能促進無形知識財產生產和有形產品生產之間的勞動分工，進而提高總合生產力。 楊小凱的論文（Yang，1999)則是對資本和投資理論超邊際分析的最新研究。此文批評了新古典增長理論中的投資和儲蓄決定論(投資率或儲蓄率與增長率之間的正關係) ，'如果投資不是用來發展適當的分工水平和模式的話'，在物質和人力資本或在新產品創新上的投資，並不能自動地提高未來生產力。此文用一個有角點解的動態一般均衡模型，將斯密（Smith，1776)）和楊格（Young，1928）強調的資本理論數學化。它證明投資是用來加深迂回生產過程中的勞動分工的工具。由於交易費用、專業化加速人力資本積累的效果，以及固定學習費用之間複雜的兩難衝突, 當交易效率很低時, 投資率或儲蓄率與增長率之間的關係就可能不是正的, 資本與勞動相對量與資本回報率的關係也可能不是正的。這為C. Jones (1995) 的否定這些正關係的經驗證據提供了一個理論基礎。
Du (forthcoming)報告了對景氣迴圈超邊際分析的最新研究。他吸收了布蘭查德（Blanchard）對一個內生景氣迴圈、內生增長和內生分工演進的早期模型的批評。布蘭查德批評說，在一個內生專業化和內生景氣迴圈的模型中，景氣迴圈可能會被世代交迭平滑掉。 我相信，上面對超邊際分析最新研究的評述，一定漏掉了不少正在進行之中的研究。我還需要讀幾篇剛出來的論文，並對此類文獻中正在進行的博士和碩士論文進行全面瞭解。從我收到的電子郵件中，我知道這一領域目前還有很多研究正在進行。 四、評論、挑戰和批評 在這一節中，我首先勾勒對分工網路超邊際分析文獻主要的肯定性評論，然後勾勒對這一文獻的主要挑戰和批評。 詹姆斯 布坎蘭（見James Buchanan, in Ken Arrow, et al, 1998）對楊小凱和劉淑香（Yang and S. Ng，1998)的綜述文章作了如下評價。"這篇文章非常重要。此文將對經濟學家提供非常有用的資訊，不論他們具體的興趣何在……對規模經濟和勞動專業化之間區別的分析，將使很多經濟學文獻的重心發生新的傾斜，特別是作者將此同馬歇爾造成的影響聯繫在一起，後者使得經濟學家偏離了斯密的軌道。"。此篇文章的另外一位評審人（見傑弗 博蘭，Jeff Borland in K. Arrow, et al, 1998）指出，"此文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對斯密以來到薩繆爾森（Samuelson，1948）經濟學教科書出版這一期間對專業化問題研究的評論。第二部分對源自新古典貿易理論，或被視作'新'貿易或增長理論的專業化模型進行扼要概述。這些模型的主要特徵，是用商品種類數的變化來代表分工的變化。第三部分則全面介紹了新興古典的專業化模型，楊小凱是其中的先驅人物。這類模型的一個顯著特徵是，分工的變化同時由商品的種類數和生產活動的專業化水平來表示。在讀完一個文獻綜述後，對其最好的檢驗辦法可能就是進行設問，在所綜述的領域中，是不是有足夠的實質性文獻來支撐這樣一個綜述？在讀過楊和劉的論文之後，對這些問題的回答都是十分肯定的。看起來同專業化有關係的問題之多，使得我們不難接受霍撒克（Houthakker's (1956, p. 182)）曾經說過的話，'經濟學中幾乎沒有哪一領域不會因為對專業化問題的進一步分析而得到提高'"。 對這一文獻有代表性的評論，來自Sherwin Rosen, Donald Smythe and Avner Ben-Net's 對楊小凱和黃有光《專業化與經濟組織》 (Yang and Ng1993)一書所做的評論。羅森將此書視作"一流"（見Professor A. Sinclair的報告）。諾貝爾獎提名者Fischer Black評價此書為"才氣橫溢的著作"（Black's letter to Ng and Yang）。他指出（(pp. 255-56, Exploring General Equilibrium, 1995):），"楊小凱和黃有光（1993）模型將增長視作一個提高專業化的過程，這種提高又是通過學習如何有效地組織生產，以及具體生產過程來獲得的。運輸和交易效率的提高可以提高專業化和迂回生產，從而提高生產效率。比較優勢是後天獲得的，它在國家之間和一國之內都是以同樣的方式在起作用。企業通過降低交易成本而提高效率。合約成本意味著一個產權中的最優模糊度；甚至很多'外部性'都是內生和最優的。當專業化達到某一程度後，貨幣和信用就成為關鍵，但它們並不影響實體經濟的演進；甚至景氣迴圈和失業都是內生和最優的。所有這些，都同增長和景氣迴圈的一般均衡方法相一致。" Donald Smythe教授在他對此書的書評（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4, Vol. 32, pp. 691-92）中說，"這是一本雄心勃勃的著作。雖然作者聲稱他們的目標僅僅是增加微觀經濟分析框架的多樣性，但它的範圍卻橫跨貿易和增長、城市經濟學、比較制度經濟學、產業組織，甚至宏觀經濟學等眾多主題。它主張微觀經濟學從資源分配問題完全回到經濟組織問題……這是一本非常有趣且具原創性的書。它的動機是良好的，其基本的見解也引人注目。楊小凱教授和黃有光教授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微觀經濟學方法，它使很多長期以來難以進行形式化處理的問題的解決成為可能。" Avner Ben-Ner教授在他對此書的書評（見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995, Vol. 151, pp. 571-72）中說，"此書確實是技巧與才智的傑作。作者從有限的幾個假定出發，試圖對許多經濟現象，從企業的內生到城市化、國際貿易模式、貨幣的產生、產權的演進以及前共產黨國家的轉型，等等，提供理論解釋。此外，作者還力圖實證地檢驗其理論的某些方面。此書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他們的宏大目標。……讀者將因閱讀此書而受益，因為它論述完整，而且用新穎的方法處理了經濟組織的核心問題。作者巧妙地對其他經濟學家認為無法處理的問題建立了模型，從而展示了經濟理論的若干最佳應用。" 這些研究的評審人早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看出，這類研究內生了市場結構和分工水平, 它將經濟學研究從資源分配導向引至組織導向。同一些審稿人認為交易效率對分工的影響是一種同義反復的觀點相反，一位審稿人指出，"作者觀察到，交易效率的提高（每單位貿易品更低的費用）可能實際上會導致一個更高的總合交易費用，因為生產變得更加專業化。當然，生產效率的提高要超過這些提高的費用。這一點特別值得強調，因為它同那些強調貨幣的使用減少了用於交易上的資源的觀點是相反的。事實上，貨幣化的主要好處，不是來自於花在交易上的資源的減少，而是來自於其帶來的更有效率的生產結構。" 這些研究的評審人在90年代初指出對企業理論超邊際分析用一個內洽的模型將關於企業存在的很多觀點形式化：（i）降低交易費用(高斯)；（ii）促進分工（專業化遞增報酬）；（iii）要素市場替代產品市場(張五常)；（iv）用有形商品市場替代知識和管理等無形產品市場。 對城市經濟學超邊際分析論文的評審人在90年代初對楊小凱和賴斯的模型（Yang and Rice，1994）有非常高的評價。他們不但稱此論文"會成為城市經濟學研究生課程中的一個標準參考文獻"。他們也指出這類模型與當時開始的克魯格曼關於城市如何形成的論文之間的差別:"這篇論文提出了一個一般均衡模型，將城市出現解釋成貿易中交易費用下降的結果。驅動力是同分工相聯繫的規模經濟。……在某些方面，這篇論文同克魯格曼近期關於城市如何形成的論文相似，但卻有別於後者。他們都關心如何解釋城市的出現；而且，規模經濟、交通成本和外生不可改變的農村部門在其中都扮演了一個關鍵的角色。但是，這兩種方法在規模經濟的設定上卻各不相同。在克魯格曼的論文中，規模經濟是在企業內部實現的，而在楊和賴斯的論文中，規模經濟卻來自分工。"但是90年代末的對城市經濟學超邊際分析論文卻沒有這麼走運. 孫廣振和楊小凱的論文（Sun and Yang，2000)雖能預見很多Fujita-Krugman類型的城市化模型不能預見的現象, 例如, 城市化, 工業化和分工同時演進時, 城鄉土地價格差別會而變得大到邊際分析不可預見的程度, 而平均企業規模可能縮小. 但對城市經濟學超邊際分析的影響根本無法與Fujita-Krugman對城市經濟學的邊際分析相比. 對於發展經濟學和內生增長超邊際分析的論文是這一文獻中最走運的。不但審稿人給予很高評價，使之得以在好雜誌上發表, 也是此文獻中引用率最高的。楊小凱和博蘭（Yang and Borland，1991）的論文被視為勞動分工自發演進的經典模型。審稿人也注意到這類模型與有規模經濟的模型的有趣的差別，即"人口在模型中保持不變。分工是由人口以外的力量驅動的。"而在有規模經濟的模型中，人口是一個關鍵的變數。但90年代初一些獨立的發展這一模型的努力不是很成功。原因可能是有角點解的動態一般均衡模型太難操作。90年代中這方面的獨立研究有一些成果(Zhang, 1997, 1998, Wen, 1997)。但卻沒引起廣泛注意. 史鶴淩和楊小凱（Shi and Yang，1995）同時內生生產力的提高、貿易的增加、生產迂回度的增加，以及分工的提高的一般均衡模型也沒引起很多注意, 儘管幾位最好雜誌的審稿人很喜歡它。 在90年代初對貿易理論超邊際分析的文章都被看成發展經濟學的文章。斯邁思（Smythe, 1994）是第一個指出對貿易理論超邊際分析發展出一個 "內生的國際貿易理論、一種科斯企業理論的數學模型，以及基於分工演進的技術變化的理論。" 90年代中, 這類模型的發展遇到一些阻力. 主要是因為不熟悉超邊際分析和邊際分析差別及規模經濟和分工網路效果之間差別的審稿人不相信超邊際分析可以應用到這麼多不同的領域. 對貿易理論超邊際分析的研究在90年代末有過引人注意的發展。而主要的批評是認為規模經濟的模型可以代替這類模型。 楊小凱和威爾士對產權和交易費用經濟學超邊際分析的論文（Yang and Wills，1990)）在得到審稿人強有力支援和在引用率方面僅次於內生分工演進模型的成功。但這方面研究的後續文章卻沒有這麼幸運。楊小凱和黃有光（Yang and Ng (1993)《專業化與經濟組織》第11章曾被審稿人強有力支持，但編輯卻不以為然。而劉孟奇第一個引入保險以對付交易中的風險的模型卻沒有引起應有的注意。這個模型證明, 當每個交易的風險因保險而減少時, 整個分工網路的協調失靈的風險反而會因分工網路的擴大和生產力增加而上升。 對貨幣理論進行超邊際分析的研究（Yang and Ng，1993, ch. 17和程文利, Cheng，1999）是曾被審稿人強有力支持，但編輯卻持反對態度的另一例子。審稿人對一般均衡模型可用來同時內生分工水平和貨幣出現大加讚賞，且對模型預見分工水平上升, 生產力增加和貨幣出現時, 總交易費用不減反增的現象印象深刻。 對景氣迴圈和失業理論超邊際分析的研究沒有多少正面的評論, 儘管審稿人肯定了用動態一般均衡模型和超邊際分析解釋景氣迴圈與局部均衡和邊際分析方法相比的優勢。 對於分工超邊際分析的基礎理論（Sun, Yang, and Yao，1999, Sun, Yang, and Zhou, 1998）的評價相當正面, 特別對數學證明的正確無人置疑。 分工網路超邊際分析文獻近期的快速發展，令人滿意地吸收了斯蒂格勒對主流經濟學的如下批評（Stigler，1976），"斯密最後一個令人可歎的失敗在他著名的分工問題上。作為他那宏篇巨制開章的分工問題，以及書中不朽的制針工廠的例子，何以竟被視為一種失敗？它們不是經常被所有的經濟學文獻加以引用嗎？的確，多少年代以來情況都是如此。所謂失敗是不相同的：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幾乎沒有人運用分工理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缺少這樣一種理論；……沒有一個標準的、可操作的理論來解釋斯密描述的所謂經濟進步之源泉。斯密不惜重墨地對分工進行了令人信服的描述。……在我看來，斯密的例子同今天我們看到的關於專業化作用的例子，具有同樣強的說服力。但是，據我所知，迄今還沒有證據表明在他之後分工理論取得過顯著的進步，從而專業化也就沒有成為現代生產理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1990年代早期，對這類文獻中的模型主要有如下批評。 （1）這些模型太特殊，而且太偏離主流，因此審稿人不知道究竟應將論文歸於哪一類文獻。這是審稿人拒絕他們不熟悉或不喜歡的新思想的一種非常策略的辦法。但是，這也間接地反映出這項工作的原創性。自從1990年代中期幾位審稿人將之視為一種"新興文獻"和"快速增長的文獻"之後，這類抱怨就銷聲匿跡了。 （2）一些評論者在評論沒有企業的模型時抱怨，這類模型只同前工業化經濟有關。但是，自從此類文獻中幾篇關於企業制度和內生迂回生產鏈條中鏈結數及中間產品數目的論文發表以來，這類抱怨也不見了蹤影。這類模型的優勢是，它能將企業制度的出現和演進，以及新產品的出現解釋成事後生產函數（事後意味著它們只能在人們做出決策之後才能被看到）隨著參數值在不同臨界值區間的變化而在不同分工結構之間非連續跳躍。對一個新類型的企業或一個新類型的商品，新的事後生產函數就可能從這種超邊際跳躍中出現。 （3）一些審稿人抱怨，在這類模型中，交易費用是外生的。目前，已有十餘篇論文對這種正當的抱怨進行了回應。它們將內生交易費用（議價權力引起的扭曲、道德風險、逆向選擇、外部性和其他一些機會主義）引入到模型之中（Chu, 1997, Chu and Wang, 1998, Lio, 1997, 1998, Yang, 2000, Yang and Yeh, 2002, Fang and Zhu, 1999, Ng and Yang, 2000, Yang and Zhao, 2000, Liu and Yang, 2001）。這些模型顯示，內生交易費用、外生交易費用和分工對總合生產力的正網路效果之間有趣的兩難衝突，可以用來解釋很多真實的商業故事，而這些故事用標準的新古典模型則無從解釋。例如，有幾個模型預見，隨著保險的出現或運輸效率的提高，生產力、分工水平和內生交易費用也會同時提高。 （4）有幾位審稿人聲稱，這類文獻中所有的故事都可以用有無止境規模經濟的一般均衡模型（即Dixit and Ethier類型的壟斷競爭模型）來講述。這類抱怨對這個新文獻構不成合法的挑戰。如果尊重審稿人的良好意願，則我們可以看到，他們不瞭解分工網路效應與企業規模經濟概念之間的區別。由於超邊際分析的數學太冗長和麻煩（必須考慮很多角點解甚至更多的角點解組合，它們組成可能的市場結構），很多經濟學家不願意去進行這樣一個充滿風險且又有著高投資成本的事情。大多數的審稿人和編輯都不熟悉這類新文獻。大多數一流雜誌的編輯都將此類論文送交給該文獻的競爭對手進行評審。只有少數編輯將此類論文送到對這類文獻做出了主要貢獻的人手中進行評審。因此，這類論文在一流雜誌上發表的機會就較小，以至在短期內會影響到作者獲得終身職位、晉升乃至事業前景。 （5）一些審稿人不能接受這樣的假定，即一個人的勞動不允許投入到另外一個人的生產函數中，或很多工人的勞動不能加總成為企業的生產函數。在這類文獻中，當一個人創立一家企業時，她會雇傭一個雇員的生產函數，而不是雇傭他的勞動。對於這一假定，我們需要進行更清楚的辯護。由於這個特性，即使個體的生產集合是凸的，總生產集合也可能不是凸的。在此類新文獻中，不僅在阿羅－德布魯模型中成立的生產決策的強總合結果不成立，邊際成本定價原則也不再成立。 最近，此類文獻中的經驗研究可以回答上面的第四點懷疑。迪克特有無止境規模經濟和壟斷競爭類型的模型預見如下幾類規模效應：（a）人口規模、生產力和平均企業規模之間的正關係。（b）全要素生產率或人均真實收入和平均企業規模之間的正相關。（c）城市化水平和平均企業規模之間的正關係。（d）工業化水平和平均企業規模之間的正關係。所有這些正關係，都被經驗研究否定（Liu and Yang, 2000, Murakami, Liu, Otsuka, 1996, and Zhang, 2000, 2001,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1986, Dasgupta, 1995）。近來一些流行的商業實踐，諸如縮小企業規模、外包、分化、合約出讓和特許經營（Hart, 1995, Liu and Yang, 2000）等，也否定了這些規模效果。這些證據同內生專業化文獻中的廠商規模無關論的正式模型是一致的（Liu and Yang, 2000 and Sun, 2000）。這個理論指出，如果分工在企業內部發展，則平均企業規模、生產力或人均真實收入會同時提高；如果分工在企業間發生，則平均企業規模會下降，而此時生產力則上升。 同樣，新古典儲蓄決定論（投資或儲蓄率與增長率之間的正相關）也被鐘斯（Jones，1995a, b）的經驗證據所否定。鐘斯的經驗證據同內生專業化文獻中投資模型的結果是一致的（Yang, 1999, Borland and Yang, 1991）。此外，內生專業化文獻中預見的交易費用占收入的份額、人均真實收入和分工水平等之間的正關係，則得到了經驗證據的支援（North, 1985）。內生專業化文獻模型中預見的商業化程度、人均真實收入，以及明晰和執行產權的交易效率等之間的正關係（Yang, Wang, and Wills, 1992），已經得到了經驗證據的支持。很多經驗證據還支持此類文獻中關於發展績效和影響交易效率的制度質量指數之間的正關係的預見（Barro, 1997, North, 1958, North and Weingast, 1989, Gallup and Sachs, 1998, Sachs and Warner, 1995, Easton and Walker, 1997, Gwartney, Lawson, and Block, 1996, Frye and Shleifer, 1997, and Yang, Wang, and Wills, 1992）。 兩本講授一般遞增報酬和分工網路效果超邊際分析的教材（Yang, 2001 and Sachs and Yang, 2001）已經出版。它們將提供系統的教學工具。這兩本書不僅僅對這類新文獻提供了一個綜合的評述，將它同主流經濟學相關分支進行了比較，而且一步一步地講授超邊際分析。諾貝爾獎得主詹姆斯 布坎蘭正在組織分工網路超邊際分析的講座系列。他給一流的經濟學家和美國一流經濟系的系主任發信，邀請他們推薦高質量的博士研究生。被批准的學生將得到旅行和住宿贊助，以參加為期五天的密集講座。這個講座系列將邀請一流的主流經濟學家對主發言者的內容進行討論，這些主發言者都是對分工網路超邊際分析做出了貢獻的人。他們對講座的批評性討論，將使學生們親身體會對新思想的挑戰性爭論、批評和辯護。它可能會在一個新的主流經濟學軀體中重新復活古典主流經濟學的靈魂。 應該撰寫更多沒有太多數學的本科生教材。用圖示的方法表示分工網路的超邊際分析，比邊際分析的供求曲線要直觀得多，而且它比資源分配邊際分析中的供求曲線更容易講授，因為經濟組織的拓撲性質同經濟組織圖的性質密切相關，它比經濟組織的非拓撲性質（比如商品的數量）更容易用圖形來表示。 在澳大利亞、美國、新加坡、中國大陸和臺灣的一些大學中，還有很多分工網路超邊際分析的博士和碩士論文正在進行之中。這就亟需更好和更有效的國際教學網路和組織來協調這一領域的教學和研究生研究專案。很多學生由於得不到及時和合格的指導，一些學位論文的研究質量不是很令人滿意。布坎南組織的培訓班在這方面也會作出重大貢獻。復旦大學正在籌備舉辦系列研討班，訓練對這一領域的教學和研究有興趣的大學教師和研究生(組織者陳志龍, zhlchen@163.com, 孫廣振, guangzhen_sun@hotmail.com)。臺灣的中央研究院也正在籌辦超邊際經濟學培訓班。1994年和2001年在澳洲莫納什大學召開了兩次與超邊際經濟學有關的國際會議，這個領域的很多博士論文和基礎理論、應用理論、經驗研究在這些會議上得到交流，並結集成書出版。復旦大學正在籌辦2002年超邊際經濟學國際會議。此外，該學派的發展還亟需更多定期的國際研討班和會議、永久性的研究中心、定期的互聯網教學項目的支持。一份國際匿名審稿雜誌Journal of Increasing Returns and Inframarginal Economics正在籌辦，國際性的"超邊際經濟學會"（Society of Inframarginal Economics）也在籌備之中。1999年建立的超邊際經濟學網站www.inframarginal.com已於2001年全面升級換代，加了很多經濟學家的專欄、專題討論、博士論文、專著、會議、培訓班、雜誌等欄目。 五、結語 超邊際經濟學雖然得到很多行內人的高度推崇，但其在主流經濟學一流雜誌的發表記錄與這些推崇相比卻不太相稱。這也許是因為分析框架變換的成本太高，很多功成名就的經濟學家及他們的學生不願意放棄他們在邊際分析中的大量人力資本。正象在當今世界影響最大的英美制度是在歐洲的邊緣發展起來的一樣，新分析框架也許更有可能在主流經濟學的邊緣發展起來。因此，雖然人們感覺超邊際經濟學離起飛點越來越近，但卻很難預料它哪一天會真正起飛。 超邊際經濟學網站 www.inframarginal.com |